自从《长恨歌》发表后，研究界普遍认为，这部作品填补了张爱玲之后中断了数十年的“海派小说”的空白，甚至直接把王安忆看作张爱玲的传人。但由于两人生活的年代、家庭背景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两人的作品有着不同之处。
一、相同的内容模式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安忆不是摹仿张爱玲的风格，也不是学张爱玲的神韵，而是避开了宏大叙事视角，从个人的立场上开掘出都市民间的世界，着重对日常生活的描写。王安忆也曾说过，“我对她一点是认同的，即对世俗生活的热爱。”《长恨歌》抒写了一位20世纪40年代出身的美丽善良而柔弱的女性的一生和悲剧命运。王安忆把目光聚焦在最能代表上海这个大城市的弄堂里，沉到最底层，落到最普通最平凡的百姓身上，展开了以王琦瑶为主角的上海弄堂特有的饮食男女，日常琐事。张爱玲的小说中没有任何浪漫色彩，只有从柴米油盐、肥皂、日常生活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因此她所关注的是大都市里的小市民和大家族里的破落户的生活。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和《倾城之恋》中白公馆的生活。
二、情爱模式的比较
《长恨歌》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比起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来说又增添了什么呢？那只能说是对《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的一种复制，看上去外表不一样，人物都换了名字，但模式和思想却差不多。是否同样作为女性作家，拥有共同的记忆呢？《长恨歌》描写了主人公王琦瑶成为“上海小姐”后不平凡的一生。在她不同的人生阶段有起着不同作用的两个男人――李主任，康明逊。王琦瑶与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对张爱玲笔下人物故事的一种复制。
（一）《长恨歌》与《沉香屑・第一炉香》情爱模式的对比。王琦瑶更似葛薇龙。她们都是“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王琦瑶被推着拥着走上了“上海小姐”的竞选场，得了第三名，俗称三小姐。当李主任带王琦瑶到老凤祥银楼买戒指时，葛薇龙的手腕上也被汕头搪瓷大王司徒协套上了一只三寸来宽的金刚石手镯。从此，王琦瑶与葛薇龙便有了相同的命运。王安忆似乎与张爱玲一样，都认真地追究了女主人公对自己的沉沦该负责多少。王琦瑶与葛薇龙无论是理性的堕落也好，情感的迷失也好，都造成了悲剧的结局。王琦瑶与葛薇龙是同一故事的两个版本。
（二）《长恨歌》与《倾城之恋》情爱模式的对比。人物设置上，范柳原出身于富豪之家，是私生子，把恋爱当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康明逊是二姨太所生的富家子弟，也是玩世不恭。白流苏是一个与丈夫离异的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王琦瑶则是“爱丽斯公寓”里的女人，在人物设置上形成对应。康明逊神往王琦瑶如同范柳原对白流苏“一见钟情”一样，二者身上都有着旧上海的精神与气质。王琦瑶与康明逊有着暧昧的关系，但最终也只能抒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看到这，似乎觉得这种情节模式很熟，可以从中看到《倾城之恋》的影子。范柳原和白流苏，一个是自私的男子，一个是自私的女人。张爱玲并没有写两人的婚后生活，但可以想象他们俩人不会幸福，他们的婚姻意味着柳原的爱可能由妻子转移到别的女人身上，而王琦瑶与康明逊如果结了婚也会步范柳原与白流苏的后尘，因此都是悲剧结局。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倾城之恋》里，情是可能的，容易的。难得的是婚姻，是平实安稳的生活。而《长恨歌》中，两人有情爱，但最后却是“劳燕分飞”。在《倾城之恋》里，“大变”（港战）是突如其来的，而《长恨歌》中的“大变”（家庭、心理上的），是预知的，给定的，但结果却是相同的，虽然两性结合在一起，却是离心离德。
三、情爱模式不同的原因
王安忆与张爱玲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但王安忆反复重申她与张爱玲的不同：“我可能永远不能写得像她这么美，但我的世界比她大。”“我出生的时代，上海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张爱玲的上海是小资产阶级情感为主的上海。上海是个舞台，作家写小说需要周围的人物生活在一个舞台上，我以为我的情感范围要比张爱玲大一些，我不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满足，我与她的经历、感情没有共通处。”首先，从家族力量在王安忆与张爱玲两位作家身上的不同作用来看，在出身大家族的张爱玲身上，家族力量的强大是不容低估的，这个力量投下的阴影也是无法摆脱的，而王安忆的出生与家族无关，家族力量在她身上是不受影响的。张爱玲生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这个特定的时空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人，清末的遗老遗少苟延残喘继续繁衍着，这类家庭个个似荣国府的缩小版。张爱玲正是在这样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中长大的。为日后其小说的写作提供了富足的养分。而王安忆生活在无产阶级时代，家族对于她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因此，王琦瑶可以顺理成章地从家中搬出来，参加上海小姐的评选，以此作为小说的开始，也正是由于王安忆是“南下干部”的后代，习惯于坦然地接受一切，因此，笔下的主人公方能对大都市的运行坦然接受。由此可见，家族力量是区分两位作家作品的依据之一。其次，从传统文化对两人的影响来看。张爱玲的小说能深入到传统文化的核心处，表现出普通人性的理解和宽容。而《长恨歌》中王琦瑶再神奇，也无法选择另一种人生，造成一系列命运与情感的错位。在这里，作者并未给予她宽容，而是让她在死亡之际，觉得那情景很熟悉，是四十年前片场的剧目，有一点宿命的意味。《长恨歌》结尾处写道“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在这一开一落，一枯一荣之间，从张爱玲到王安忆的作品中又上演了多少“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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