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关注
南帆：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学者，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特聘
教授。著有《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双重视域》等学术著作多种。
记者：你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批评家纷纷撤出了文学前沿,文学舞台上仅剩下作家独白,批评不再介入文学的“现在进行时”,不再承担责任,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你把这归咎为杂志隐退、学院崛起的结果。除此以外，你认为还有其他深层原因吗？
南帆：这仅仅是文学批评机制的一个重大变化。文学批评的后撤还有许多其他原因。社会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型，务实和理性的气氛越来越明显。这时，文学的位置不断下降，甚至边缘化。股票、房地产、出国淘金、“三农”问题、法律援助、义务教育――在这些话题之间，诗的平平仄仄或者小说中某一个人物性格的丰富与否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文学以及人文学科的带头作用日益收缩。这是文学批评退隐的更深原因。
当然，大众传媒的迅猛崛起是来自另一方面的夹击。种种娱乐项目瓜分了传统的文学受众。在流行歌排行榜、明星绯闻、主持人畅销书与欢乐总动员的欢笑之余，文学批评只能算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这种状况无疑从另一方面削弱了文学批评家的积极性。相对地说，学院里文学研究的地位较为稳定。这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学院”。文学研究被纳入学院，某种程度上享有了“科学知识”的待遇。当然，学院以及科学知识的声望日益提高，这本身也是社会转型的产物。
记者：你还有一个观点，认为批评家的撤出导致了大众传媒乘虚而入，充当了文学批评的角色。大众传媒的批评与评论家的批评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种差距所带来的除了时尚新偶像的大量产生等影响外，难道没有正面影响吗？
南帆：这个观点并没有贬低传媒批评的意思。我在《双重视域》一书之中对于电子传媒进行了研究，深知大众传媒拥有的巨大能量。首先，社会评价的话语权从少数人走向了大众，这肯定是一种进步。必须认可大众传媒崛起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必须意识到大众传媒独特的话语系统。相对地说，大众传媒关注时尚，投合市场，不时热衷于种种人为的炒作和造势，筚路蓝缕的文化积累不是大众传媒的主要任务。大众传媒必须从市场上找回巨大的运行成本，并且尽可能获取利润。因此，受众的人数对于大众传媒至关重要。这肯定影响到大众传媒的文学批评。通常，传媒批评犀利泼辣、通俗易懂、反应迅捷，这是优势；但是，这种批评也常常流于肤浅，蜻蜓点水，缺少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思熟虑，更多的是一时的个人感想。如果偏狭的个人好恶、门户之见甚至受人之托的人情关系加入其中，大众传媒的批评就更容易夹进私货。
记者：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文学作品问世以后，大众传媒尤其是纸质媒体首先轮番捧出，然后找“卖点”做文章，专访、幕后报道相继跟上，而文学批评家却不置一词。于是，大众就完全被报纸的品位和编辑记者的好恶所引导。这种情况，又会反过来对作家心理产生什么影响？
南帆：首先必须指出，这个过程可能伴随了巨大的利益。借用布迪厄的概念，这是文化资本的积累。另一些时候，舆论的哄抬甚至直接转换为经济利益。当然，作家对于这种状况具有不同的认识。刚刚登上文坛的作家可能被这种状况迷惑，自以为是，甚至洋洋自得。另一些作家则清楚地知道，这无非一时的热闹，然而，他们可能因为利益的关系而顺水推舟，不失时机地往自己头上戴几顶桂冠。我所赞赏的是另一些作家：充分尊重舆论，但又清醒地保持自己的独特见解；坦然地将自己的作品交给大众，但并不会在众声喧哗之中晕头转向。事实上，一部作品的价值将在大众、专家的反复对话之中逐渐确定，这通常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作家至少要保持一种认识：文学的评价来自众多系统和各个角度，暂时的喝彩――即使声音很大――所能说明的问题也相当有限。
记者：媒体评论的市场倾向以及不严谨性和随意性，会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什么影响？
南帆：重要的是，必须存在与媒体评论抗衡的另一些系统，例如，学院里的专家。这决不是无条件地肯定专家的观点，而是强调专家的另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不是任意的感想或者臆测，不是逞一时之气，不是因为激动或者愤慨就忘乎所以，更不是哗众取宠。严谨，言之有据，持有某种分析问题的理论模式，严格地限定结论所适应的范围，这都是专家意见的基本特征。专家系统始终存在。至于这个系统是否以及如何产生作用，这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
记者：文学进入了市场，大众的追捧拥戴直接与发行量和作家收入挂钩，对文学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在市场经济下怎样理解文学是为大众的？
南帆：作家和读者各自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身份相遇在市场，发行量与作家收入的彼此挂钩就是一个必然的后果。需要说明的是另一个问题：市场并不能完整地显示文学精神，发行量和收入并不是文学价值的最后评判。
文学是为大众的，这个口号没有错。然而，如何理解“大众”，如何选择实现这个口号的具体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异。引车卖浆之流、工农兵、知识分子、白领，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大众的定位并不一致。要求作品“老妪能解”，倡导白话文，到民间艺术之中汲取灵感，表现底层人的生活，这均属“为大众”的各种形式。通过市场服务大众也是重要的形式之一，这个层面上，“大众”与消费者二位一体，“为大众”的同时也替自己腰包挣钱。但是，人们必须意识到，商人时常将商业意义上的成功包装为大公无私的“为大众”，把市场的形式论证成“为大众”的唯一形式，甚至利用“大众”的名义造势，这就可能悄悄地改变这个口号的宗旨。
记者：学院派批评家不屑对尚未成为经典的作品发言，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理论缺乏自信，还是对现在的文学缺乏信心？
南帆：批评家的能力参差不齐，同时，每一个批评家都有自己愿意关注的领域。然而，如果这是学院派批评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人们就有理由深究一个问题：经典是如何形成的。经典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动列队出现。许多人认为，经典是历史淘汰的结果。所谓的“历史淘汰”是一个内容充实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反复的讨论、辩难、驳诘与权衡。经典只能浮现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如果这个过程是一个空白，很难想象经典会如期出现。学院派不愿意加入这个过程，这意味着退出经典的筛选机制，不再参与活的文学史进程。的确，学院派批评一直在讨论经典，然而，如果他们讨论的永远是别人认定的经典，这难道不是一个遗憾乃至损失吗？
记者：再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批评与文学到底应是什么关系？批评在文学发展中应占据什么位置？
南帆：平等的对话关系。某一部作品引起了批评家的兴趣，他开始进行种种诠释，引申出作品的种种意义。这就是开始与作品对话。作品将在众多的批评之中产生愈来愈丰富的意义。意义的生产，这就是文学――包括作品和批评――对于世界的贡献。杰作是一个意义的“场”；杰作的标志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地引出各种话题。
这里所说的对话至少包含三重涵义。一，不仅是某一个作家与某一个批评家的对话，而且是众多读者共同参与的对话。每一种意见都可能卷入，互相激荡；二，每一个对话主体都是独立的。尽管每一个人的意见分量不同，作家、批评家以及普通读者，谁也没有权力唯我独尊，封锁别人的思想；三，对话是开放的，没有一个终点。没有谁能够将自己的意见宣称为最后的定论，不允许别人继续回应。作家与批评家、批评与文学的位置不存在固定模式，他们的彼此衡量、发言的音量、主从或者对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在每一场生动的对话之中临时给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