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永远的红树林》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等地的专家学者对青年学者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探索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好评。
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贾华强教
授：
看了光明日报刊载的报告文学《永远的红树林》，觉得很及时，也很感动。我同意文章中梁言顺同志的观点。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协调好人与自然、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不但是世界发展的大潮流，也是我们必须要走的道路。实践证明，片面追求GDP指标的思路和做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我们必须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把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传统观念，转变为追求经济发展、生态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有机统一。而为了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在经济理论方面，也需要有一种全新的思维逻辑，即把环境因素从经济发展中的外生变量，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来分析，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发展逻辑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与时俱进的新时代中，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的要求达到统一。
湖北大学商学院院长柳剑平教授：
光明日报近来的报道选题和内容明显地贴近了知识界，一些重大选题都很有知识含量，也是知识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永远的红树林》就是一个例证。光明日报不惜版面资源，用这么大的篇幅介绍一位青年学者的理论探索，正体现了光明日报是“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办报理念。一般而言，学术理论文章要说清楚问题，难免要有理论上的推导和论证，但也正因为如此，有许多好的理论观点不为众多人所熟知，只有经济学圈内的人才能读懂，这就影响了学术观点的社会影响力。光明日报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有观点，有事例，有抒情，有议论，夹叙夹议地介绍一种新的经济学观点，是个大胆创新的尝试。相信那些掌握资源配置权的各级政府官员读了这篇文章，对科学发展观会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代价增长率的引入弥补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型的缺陷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权衡博士：
上世纪70年代发展经济学里有个命题叫经济发展的极限论，一批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对人口、土地、粮食等要素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即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随着人口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人类将无法解决能源、环境污染等各种负面问题，最终会导致人类自身走向灭亡――这就是著名的“世界末日模型”。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一批西方学者开始探讨人类发展如何摆脱“末日”理论，把知识、技术等新的要素加入到经济发展模型中来，试图找到一种可替代的经济发展理论。在我国，梁言顺同志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进行研究，应该说他具有一种很超前的战略眼光，而且他能耐得住寂寞，潜心研究10多年，实在难能可贵。我从《永远的红树林》一文中还注意到，该文讲到的几个实证分析里，梁言顺的模式中加入了代价增长率，这很好地弥补了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型没有量化经济发展对外部的负效应这一缺陷，是很有理论意义的。
东南大学集团经济与产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胡汉辉教授：
梁言顺从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公式中看到了代价对于发展的重要性。从他的简洁的公式中，推演出的不仅是一个代价因子的引入，更是一种对发展途径的探索，同时也是一项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佐证。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者一直在努力探索能够回答中国经济发展实际问题的理论。从1998年以来，我们用大约五年的时间，几乎翻译了发达国家五十年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更要做的是像梁言顺所做的那样，既立足于中国发展的现实，同时又能够冲击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前沿。我们的学者都应当像梁言顺那样去积极探索。
“两循环三增长”理论的提出具有现实意义
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其佐教授：
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研究选题很好，针对性很强。事实上，“低代价经济增长”这个选题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他提出的“两循环三增长”理论很有新意。这一观点与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相一致的，很有现实意义。
浙江财经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谷迎春研究员：
读《永远的红树林》，有猛击一掌、重正学风之感。梁言顺的理论探索起码在三点上给人以启示：一是研究选题上，要善于独立思考重大现实问题；二是研究路径上，要敢于突破大家和权威的结论；三是研究结论上，要重视理论模式的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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