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本报以较大篇幅，刊发了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新作《永远的红树林》，介绍青年学者梁言顺对“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的探索。文章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新华社转发了部分内容，当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予以摘发，迄今已有多家媒体转载。读者纷纷来电来信询问梁言顺、何建明的情况。为此，记者特意采
记者：听说你是在“五一”期间写作《永远的红树林》的？
何建明 以下简称何 ：是的。不知是不是巧合，两年前的“五一”期间，我写了一位叫梁雨润的纪委干部，从他身上，我找到了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共产党人形象，于是报告文学《根本利益》诞生了。这部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梁雨润去年被央视评为“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之一。今年“五一”，我又遇见了梁言顺，一位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他又使我不得不放下“五一”与家人早已安排好的休假计划，埋头在采访和写作之中。
记者：我阅读《永远的红树林》，马上感受到它的重要现实意义。我甚至不把它看作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的作用已经超出了文学的疆界。这么快就把这么重大的主题抓住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何：我始终认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有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的头脑。写作时要调动自己的各种能力，包括知识储备、自己对某方面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在《永远的红树林》中，有我对发展代价问题的理解和感受，在此基础上再去阅读梁言顺的理论著作，采访他和他的导师。我看到了一个年轻学者满头大汗的探索形象，感到了那个理论世界里的五彩缤纷，寻觅到文学创作的喜悦。
记者：逻辑思维是比较枯燥的，而且艰深难懂。这回写梁言顺和他的理论探索，是否感到很难？
何：很难。但我又感到一种创作的兴奋――我不得不去一个我并不熟悉的领域走一趟了。“代价”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关系到我们时下的生活质量和子孙后代。我因此激动和认真起来，要求自己尽快完成采访和写作，因为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快速道，“代价”问题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越早让大家理解它的深意越好。
记者：梁言顺是个什么样的人？采访他容易吗？
何：梁言顺是个文静的学者，不张扬。尽管他的理论研究早已在几年前就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重视，但人们对他知道的很少。这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也与我们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关。
记者：此话怎讲？
何：我们多少年都在努力争取GDP的高速发展，这本身并没有错，发展是硬道理。但靠什么发展，用什么样的速度发展，以怎样的代价发展，过去在全世界都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都说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允许各式各样的发展模式，但中国是一个资源紧缺、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的发展必须从国情出发。
记者 我们过去有个口号“多快好省”，但在实践中片面强调了速度。那么你对于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怎么评价？
何：一个理论的创新，往往对推动人类进步起很大作用。全球几十亿人，中国13亿人，大家都希望发展得快一些，但不少人对发展中所付出的代价缺乏应有的认识和重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梁言顺的研究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记者：在创作过程中，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何：责任。在宣传重大研究成果、优秀人物上，报告文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期待自己的这一次创作，能够对人民、对快速发展中的祖国，做出一份文学工作者的贡献。
记者：祝愿你再多为我们写出《永远的红树林》这样的佳作。
何：我要感谢光明日报，作为中央级党报，能用大篇幅来刊登这篇报告文学作品，说明了一个特殊意义：我们这个时代在关注生活质量和发展代价问题。何建明简历：
1956年生，江苏常熟人。中共党员。哲学专业研究生。曾任武警学院新闻干事。转业后任中国地质报记者，现任《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影视文学剧本多部。后主要转向报告文学创作，近年的重点作品有《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国家行动》、《北京保卫战》等。有多部作品获“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报告文学奖等国家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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