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大凡做过官的人，都会有些从政心得。倘若向其请教为官之道，十有八九会说些“忠君爱民”之类的堂皇言论。明代的胡?却不同。当有人请教此问题时，他竟将自己的心得和盘托出：“多栽桃李，少种荆棘。”（沈周：《客座新闻・胡忠安公格言》）
胡?的这句格言，确实浓缩了他丰富的居官经验。从建
类似胡?的这种为官心态和行为，在明代官员中是十分普遍的。官至内阁大学士的于慎行，曾以屏风和车轮作比喻，论证圆滑行为的合理性：“屏之张也，直则不立，必也回而曲之；轮之转也，方则不可行，必也揉而圆之。处世亦然。”当然，于慎行接下来还有更堂而皇之的高论：“虽然，屏必有幅，轮必有轴。屏虽欲曲不可不齐，轮虽欲圆不可不正。君子自处亦然。”（《谷山笔麈》卷16）不过，谁都明白，执中之道极难把握，奉行这种理论的人，要想不变成“脂韦者流”，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在我国古代，为官之人“多栽桃李，少种荆棘”，其实也是不得不然的。因为“圣人无败地，君子思爱身”，即使是豪杰之士，也“未有不爱其身、自立败地而能大有为者”（王元翰《凝翠集・尺牍・报梅郡丞》）。在关系复杂的官场上，要想左右逢源，飞黄腾达，就必须上下周旋，八面玲珑。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原本意气风发的书生，一旦进入官场，很快就把锐气消尽、棱角磨平。何孟春尖锐地指出：当一个人还是生员的时候，往往“高谈古今，历诋卿相”，对奸贪、谄谗、素餐、附势、与世浮沉、模棱两端之徒大加抨击，“自警一旦出身事主，迈征之气正正堂堂，必此是惩”；但当真正步入仕途后，患得患失，能够“持旧论”、“存初心”者寥寥无几，免不了成为后来者訾笑的对象（《余冬录》卷8）。
明代笔记中有一则笑话，语言诙谐而寓意深刻，很值得转述：“一言官遣人呼制袍服，反询之云：‘汝主为新进衙耶，抑居位有年耶，或将满九年候升也？’呼者骇曰：‘汝但往役，何用如许絮聒！’裁缝曰：‘不然。若初进者，足高气扬，凌轹前辈，其胸必挺且高，袍须前长后短；既据要途已久，熟谙世故，骄气渐平，将返故我，则前后如恒式；倘及三考，则京堂在望，惟恐后生搜抉疵秽，遏其大用，日惟俯首鞠躬，连揖深拱，又当前短后长，方称得体。’”沈德符虽认为这则笑话“语太尖刻”，但也承认其“于世情则酷肖”（《万历野获编》卷26）。笑话本身或属杜撰，但它确实十分传神地描绘了封建社会中官员们意气消沉的心路历程。
当然，明代并非没有“终怀耿介心，不践脂韦径”（顾炎武《谒夷齐庙》）的官员，但这种人是很难得志于官场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性格廉介，看不惯依阿风气盛行，曾在奏疏中抨击说：“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明穆宗实录》卷41）但他的直道而行，经常触忤上司，得罪同僚，因而为官施政屡屡碰壁。还有一位叫王守勋的地方官，“朴直矫颓俗”、“抗厉触权贵”，但他不肯尸位素餐、谄附权势的结果，换来的却是困窘的生活：在职时，“终岁衣布袍，朝夕饭脱粟”；去职后，“归来耕石田，萧然一茅屋”（《郭文简公文集》卷5）。
君主集权的官僚政治，从未建立起合理、有效的用人机制。决定着官员升迁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从政业绩。在这种情况下，“多栽桃李，少种荆棘”被为官者奉为圭臬，实在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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