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经过20世纪的风雨历程，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历史学领域里一门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学科。如何将近代史研究进一步深入拓展，是史学界同仁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日前举办的“近代史研究的再思考”的学术沙龙上，张海鹏、朱东安、姜涛等对于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
张海鹏在回顾近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范式”问题。他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在几代学者长期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终于确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关于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问题，他认为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能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革命史范式并没有过时。因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等，无不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条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他主张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他提出，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从“现代化范式”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史，就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这样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新意，将为智者所不取。
朱东安从近二十年来近代史学界有人对于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的评价先后发生巨大反差的现象入手，提出史学研究要不要坚持科学性以及史学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等问题。他认为，历史学是人类历史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反映，只是他们对人类历史的主观认识与表述，并不就是历史的本身。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的客观性，完全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水平与能力，所以，历史学只能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实际，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将已经发生过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复原出来。因此，评价一部史学著作或史学论文学术价值的客观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其所含科学性的成数。真正优秀的史学论著，应是主观与客观的高度统一。对于史学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问题，他反对史学的政治化，反对将史学当作现实政治的宣传工具，坚持史学的科学性，力求使史学著作更接近于客观历史。他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史学研究的经验，提出一条历史研究的“利益原则”或“利益分析法”，认为历史人物的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个由此及彼的桥梁，那就是他们对利益的追求，只要抓住这一点，就可以通过他们的个人言行，追索到其背后的客观必然性。
姜涛认为，近代史应是相对历史与绝对历史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近代史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范围不宜固化，中国近代社会的社会性质问题同样也不宜固化；另一方面，近代史又是相对稳定的，包含了一些具有绝对的历史时间的内容，至少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清史（主要是晚清史）、民国史的内容应该包括在里面。到目前为止的世界近代史，依然是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虽然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但在被迫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联系以后，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历程。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晚清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而言，是很切合实际的，而且是相当辩证的结构性的诠释。刘大年所总结的中国近代的两大基本问题―――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目前为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认识的最为概括和完整的总结。在近代史研究中，要注意“相互关联”的问题，历史研究有着各种不同的可能解，而一切有益的尝试都有其学理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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