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减征农业税,直至完全取消农业税,这是一项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重大改革措施。它宣告了中国政府将彻底废除延续了几千年的按田亩、按人头平均赋税的封建税制；标志着农村居民将彻底告别实行了几十
历史上的税费改革都没改变农民被剥夺的命运
记者：我国历史上为减轻农民的负担曾多次进行税费改革，但最终却都像清代思想家黄宗羲所说的那样：搞一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就反弹一次，加重一次，进而留下“积累莫返之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曾：在以农为本的时代，统治者唯一的选择就是以农养政。这个特征集中体现在税收制度上。历史上好多次税费改革，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满足朝廷的开支需要，支付地方政府不断加大的行政成本,改来改去，大都只改税收的形式、方法、数量。不管是按人头收还是按田亩收，不管是收银还是收粮，不管一年征收几次，最终负担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因而始终未能改变农民被剥夺的命运。要打破“黄宗羲定律”、走出历史上不重农民利益的误区，唯有彻底废除封建税制。
记者：前些年我们进行费改税改革试点，以减轻农民的负担，结果并不理想，原因何在？
曾：我们在1958年制定了农业税法，基本上还是沿袭过去的思路，对农民按田亩收税,而且这种税制与城市税制是有区别的，是分开征收的，明显地体现了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前两年，安徽等省开始搞费改税试点。怎么改呢？概括起来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就是取消乡统筹、教育集资，取消生猪屠宰税，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率最高不超过7%，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和农业税一并征收；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农民上缴的村提留，改为地方附加，附加比例为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20%，随正税统一收取。显然，这并没有摆脱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的思路。一年收一次，农业税加上地方附加，收8.4%。改变的只是税费征收的一些方法和幅度。应该肯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暂时缓和了农村的矛盾，基本实现了“减轻、规范、稳定”的预期目标。但是，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税制的本质；对农民的税收仍然太重、仍然不公。
打破黄宗羲定律要直面税费改革中的问题
记者：今年，我国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减征农业税，五年后完全取消农业税。作为一项新政策，您认为今年的税费改革将出现什么样的新情况？
曾：从减轻农民负担的角度看，废除农业税只减轻了农民的一部分负担。很多地方的执法部门在“自费执法”时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的行为还没有完全制止。如《焦点访谈》最近揭露的某地环保部门向进城农民的拖拉机征收“冒烟费”。这类问题不解决，农民负担就难以减轻，我们就不能完全走出“黄宗羲定律”。要彻底解决好这个问题，还必须规范执法部门的行为，同时保证财政的有效供给。
记者：国家有那么多钱吗？
曾：问题就在这里。国家不要300亿农业税，还得制止各地、各部门擅自向农民收费，这就需要国家财政实力的支撑，需要改革财政结构和体制。
记者：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弥补减税废税之后的亏空，会不会过高地估计和虚报农民的收入以便多征税？
曾：这种情况不会很普遍，但是，也不排除个别地方可能会发生。我们应该警惕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虚报农民收入，加大对农民征税的数额。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
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配套改革能否跟进
记者：此次税费改革要走出“黄宗羲定律”，是否有坚实的基础？
曾：从历史发展进程看，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工业和第三产业总产值占全国GDP的85%，农业只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的14%多。支撑国家财政的主要是二、三产业，而不再是第一产业。也就是以农养政的局面正在被以工养政、以商养政所替代。从时代的发展趋势讲，我们置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中，带有城乡差别的农业税制必将被城乡统一的现代税制所替代。党中央有远见卓识，历史的使命感和时代的责任感，也有改革的决心和智慧，我相信税费改革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即使遇到困难和障碍，但最终一定会成功。
记者：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配套改革能否跟进。要保证税费改革的成功，您认为我们还要从制度上做出哪些合理的安排？
曾：制度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改革税费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相关的配套的各项制度改革都必须跟进。当前最迫切的除了改革财政体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基层政府和组织正常运转之外，就是要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体制，精减机构和人员，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再就是要调整中小学布局，精简和优化教职工队伍，保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此外，还应规范政府部门收费管理，强化农民负担监督机制。再接着，应按市场经济规律，按照国际惯例和城乡一体化要求，遵循按收入纳税、公平税负、依法治税的原则，着手研究、实施和完善城乡统一的现代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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