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当代每一个中国人，也深深地影响了当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其中，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和发展的关系，可以说是尤其不一般。在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愿回顾邓小平同志对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第一，邓小平理论决定了中国社会学命运的良性转折。沉寂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学1978年后得以迅速恢复与重建，是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给予的重要支持与推动分不开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报告，提出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的问题。这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社会学此后的命运，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转机，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在于：它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和新的起点，并为今后的学科建设和繁荣，抵御各种可能的干扰，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第二，邓小平理论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为中国社会学进行的新的探索，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正是在实事求是的指引下，才有可能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论点：即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正是在实事求是的指引下，也才有可能突破在阶级阶层问题上的旧的解释框架，研究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从而推进阶级阶层从作为“社会甄别机制”到作为“社会激励机制”的根本转变。同时，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包括中国社会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树立了榜样，起着巨大的示范作用。我深深体会到，中国社会学要真正走好“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学术之路，一点也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指导。
第三，邓小平理论包含有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思想。也就是说，它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不仅仅是外在的，而且还是有内在的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的。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实质内容，正是这一方面需要深入加以发掘、研究和说明。从社会学视角看，如果我们抓住实质内容，正是这一方面需要深入加以发掘、研究和说明。从社会学视角看，如果我们抓住治乱兴衰这一社会运行的主要内容，这一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学的主导线索，我们就能更深入一步理解邓小平理论，同时也能看到，邓小平理论中确实包含着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思想，从而发现两者的交汇点。例如，这方面，1975年至1982年的“拨乱反正”，就十分典型。我认为，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主要是一个政治命题，但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味很浓的命题。第一，即使从“拨乱反正”这样的词句上也可以看出，它没有离开治乱兴衰这一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思想；第二，它包含着中外社会学、中外社会思想的两个经久不衰的主题：秩序和进步。就秩序来说，一方面追求大治、有序，一方面避免动乱、失序；就进步而言，一方面追求兴盛、发展，一方面避免衰败、停滞。因此，拨乱反正、重建秩序，拨乱反正、实现发展，一句话，在社会运行的两个方向―――横向和纵向，都争取达到良性运行，这是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的应有之义。必须说，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是中国历史上运用治乱思想获得巨大成功而且产生如此广泛影响的少数范例之一。
现在，对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他的发展思想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取得了不少成果。在我看来，今后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关的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从各自的视角对这一理论宝库进行阐发、解读。“解读”不应是一个单向的、片面的、主观的，而应是双向的、互动的、内在的，符合其本身的客观联系的，不应是纯粹的注释，更不应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式的，而应是探索和研究的过程，其中包括用新的实际材料来加以丰富、加以补充、加以具体化，这样才能既加深对邓小平发展思想的理解，又促进不同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就社会学来说，经过这种解读，社会学与邓小平理论的交汇点、结合点更加明确，从而一方面，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发展思想成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指导思想更加具体，另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门能够促进稳定、改革、发展的学科也更加为人们所理解。这样的解读，是一种结合和贯通的研究工作，如果做得好，可以产生一种“合则双美”，“贯通双赢”的效应。
总之，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社会学具体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是社会学中国化的示范和启示，同时，中国社会学也要从自己特定的视角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为丰富和发展这一伟大理论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