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西部开发研究联合体主办，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承办，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等协办的“西部开发研究联合体”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前不久在四川大学成功举行。一批来自国内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在此同五十余位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印度、新加坡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世界银行
科技资源配置与西部创新能力培育
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科技资源配置问题。与会专家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科技资源。但一个毋庸忽视的事实是，大量的科技资源并没有发挥它对西部开发的重要支撑作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严重制约西部发展的重要因素。多年来，国家的科技资源配置过分集中于北京和沿海地区：一是一些面向西部地区的应用性科研机构也被设置在北京和其它地区，而这些机构常因远离实际应用研究环境而难以深入开展工作；二是中央政府提供资助的科研经费也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沿海地区，由于地域条件和客观环境的限制,许多科研经费往往大量消耗于会议和旅行,并未能真正用在西部的研究工作上,严重影响了科研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在科研经费导向的影响下,大量优秀的科技人员集中在北京和沿海地区，由于脱离西部实际，其科研方向往往盲目追赶或者模仿国外，造成低水平重复。与会专家进一步分析指出，未来西部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中央政府应对科技资源重新配置问题给以充分关注。在未来科技政策中充分体现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从科研成果水平、人才培养和地方科技创新能力培植等角度综合评估科技资源效率,应鼓励面向西部的应用性科研机构设在西部，面向西部研究的科研经费应主要投资在西部的科研机构,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提高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使用最小的科技投入产生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其次，要改善迁移到西部地区工作的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在科研经费上予以大力支持,为他们在西部多出快出科研成果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心甘情愿地到西部工作,并安心扎根西部。
人口迁移与西部投资选择
由于我国东部地区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强劲的经济优势，所以采取优先让东部地区发展起来的政策应该是正确的选择，但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和改革力度加大，原先仅东部地区享用的政策也逐渐为西部地区所共享。在这些政策被西部共享的同时，西部与东部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却不断加大了。因此，对决策者来讲，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决定在东部地区进行再投资加快东部发展以吸引西部的人口流动，还是投资于西部以改善其经济发展的条件。中国是阶梯状地形，内地农民和农民子女会流向沿海平原地区，所以，应该选择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从整体效益看，人力资本投资可能比大量交通投资在短期内会产生更大的回报。在崇山峻岭之中修路需要巨额的投入，而道路的线路长，利用率低，保养与维护的成本高，相应的投资回报率小。人力资本投资对西部地区效果也许更为显著，无论这些人口留在西部还是流向东部，都会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提高。
与会专家进一步分析指出，西部绝大部分地区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切入点，西部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形成主要来自于人口压力。所以，减轻人口压力的政策选择是促进人口流动，而人口流动应该鼓励两个方向：一是向沿海经济发达地方流动；二是向诸如成都、重庆这样的大城市流动。
宏观调控政策与差异性西部开发政策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主流是合理的，但存在局部性经济过热现象，具体反映在局部投资扩张和土地征用开发过度等方面。从总体上讲，中央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防止宏观经济过热和国土资源迅速流失是必须和有效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基于统一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一些区域特别是西部等欠发达地区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与会代表认为，导致局部经济和部分行业过热，主要是许多地方的“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模式”所致，而地方投资热情的源动力在于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并非企业的投资过度。因此，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并要尽可能消除其负面效应。另外，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差异大，起步晚，相对东部而言，对宏观调控政策尤为敏感。因此，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实行差别性的区域政策，避免一刀切。占有全国三分之二国土的西部，内部地理、资源、经济和文化差异极大。在未来的西部开发战略中，不仅要考虑东西部的地区差异，还应充分考虑西部地区内的差异，制定因地而异的区域开发政策，将是保证西部地区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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