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作为一门本世纪初才诞生的新兴人文学科，正以其独特的视角，给传统及新兴的各门科学以方法论的启示。民俗是一种文化符号，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审视、揭示民俗文化的内涵，不仅为解读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而且对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符号包括形式
民俗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礼仪、信仰、风尚、娱乐等民间风俗习惯的总和，是经社会约定俗成并流行、传承的民间文化模式，是一种文化的积淀。民俗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我传承的文化事象，还是一个民族自由表达情感、展现独特精神风貌和世界观的一种行为方式。任何一种民俗现象，都是经由相应的表现体构成的。这些表现体，正是各式各样民俗元素的象征符号。现代民俗学所关心的，正是透过纷纭繁杂的民俗事象，来管窥一定社会文化生成与发展的源流与底蕴，对一个民族文化之根进行深刻的挖掘。这说明民俗本身具有鲜明的符号功能。从符号学观点看，民俗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反映着一定社会、民族的经济、政治、宗教等文化形态，蕴涵着民族的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千百年来，它以一种鲜活的形式承载着人类文化的传播，从而构成了文化的动态化符号。正是对人类文化的共同关注，构成了符号学与民俗学的结合。把各种民俗现象当作符号现象看待，无疑为把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引入民俗学研究提供了可能，也为民俗学研究拓展出一片广阔的天空。
对民俗符号系统的符号学分析，并不是把符号学的所有方法机械地、任意地运用于民俗现象的研究，而是用符号学方法揭示鲜活生动的民俗现象所固有的结构原则。正如索绪尔所强调的，符号的科学结构是受规律支配的，民俗符号也有一定的较为固定的结构，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民俗符号作为民俗表现体，是用某一个民俗事物做代表，并在相应的背景中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民俗信息的交流过程即民俗的符号化过程中，民俗符号演变为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即表现体和相应背景中的含义，这也构成了民俗符号的基本结构。“能指”与“所指”是索绪尔为符号学划分出的一对重要概念，它们对理解符号的构成至关重要。在民俗的符号化过程中，当人们接到某种民俗信息时，立即会经过听觉、视觉或其它感官接收到一个直观的、形象的、具体的东西，这便是民俗符号的“能指”。“能指”只是完成了符号传送信息的一半任务。那一个个被推知、被理解或被联想到的民俗含义或概念，则是民俗符号的“所指”，也就是人们赋予民俗的内涵和外延。正因为有了民俗符号的“所指”，才最后完成了传递民俗信息的任务。民俗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便是符号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便是对符号的意义分析。比如：“红枣、花生、桂圆、栗子”是能指，所指是早生贵子，表达了人们对婚姻缔结的结果―――繁衍后代的殷切期望，由此构成一个美满、和睦、幸福的民俗象征符号。
竞龙舟是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传统民俗活动。龙舟的种类多种多样，主要有马头龙舟、鸟头龙舟、兽形龙舟等。这些能指符号在民俗中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都知道“龙”是我们祖先想象出来的一种奇异的神灵动物。对农耕民族来说，天文气象是最重要的，龙变成了作雨兴云的神灵。为了求得神灵保佑，人们在图腾祭的日子里（端午）都要赛龙舟，赛龙舟时还要祭龙，将包好的粽子投入水中给龙吃，以达到与龙同娱，讨好神灵的目的，向掌管雷雨的龙神祈求无病无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反映了中华民族图腾崇拜的民俗文化。中华民俗中，处处可见鱼的踪迹。在人们的观念里，年年餐桌有鱼，象征年年有余，生活富足。鱼是表现吉祥主题的重要题材。鱼是怎样获得这种象征意义的呢？这可从上古历史文化背景着眼来进行考察：初民的谋食方式及对司水鱼神的崇拜使鱼成了丰收富裕的象征；而由水生殖信仰演化来的鱼生殖信仰及鱼本身繁殖力强的特性，使“鱼”在传统文化中染上生殖色彩，成为婚姻、爱情的象征物或性爱隐语。
总之，把民俗现象理解为承载文化信息的符号，把民俗作为一个从属于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就要求我们在对民俗进行研究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孤立地搜集和罗列民俗现象，而要建立起民俗现象与其它文化现象之间的有机联系，将表现同一或类似主题的各种民俗现象搜集起来，并联结成一个大系统。在特定的民俗环境中，运用结构分析、功能分析、意义分析等手段，对各种复杂的民俗现象进行动态分析，揭示这些符号在民俗中的象征意义，揭示其产生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生成模式，以便深入地挖掘其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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