胚胎干细胞（ES）成为当今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的热点。这与它具有“发育全能性”的神奇功能密切相关。干细胞是未分化的原始细胞，通常分为三类，即全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和专能干细胞。其中，全能干细胞主要就是ES，它能分化成人体200多种细胞类型，形成机体的任何细胞、组织和器官。倘能掌握其分化发育的规律
但同时，ES研究也引发了当前最为激烈而敏感的伦理之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而展开：一是如何看待胚胎。ES主要有三个来源：（1）（自然和人工）流产的胚胎；（2）辅助生殖剩余的胚胎；（3）通过体细胞核转移术得到的胚胎。不管哪一个来源，提取ES必定会损毁胚胎。于是，胚胎是不是生命，是不是人，研究ES是不是“毁灭生命”、“杀人”，很自然地成为争论的焦点。
另一焦点在于，是否必然滑向生殖性克隆。2003年10月，联合国大会以80票赞成、79票反对、15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将《禁止人的克隆生殖国际公约》推迟一年。世界各国都表示反对生殖性克隆，为什么这一国际公约通不过呢？因为79个国家认为治疗性克隆必然滑向生殖性克隆，主张二者同时禁止。治疗性克隆是ES研究的主要目的。封杀治疗性克隆，实际上就是要封杀ES研究。
著名生命伦理学家、美国《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恩格尔哈特在评论ES研究的激烈争论时，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发人深思的见解。他认为这是一场“文化战争”。他说：“我们注定要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人生命的意义、患病、临终和死亡的认识上，呈现出稳定与痛苦的争议交织出现的世界。文化战争中的战斗在不远的将来将决定生命伦理学的特点。”
确实，在ES研究的伦理之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因子的决策性影响。罗马天主教信理部的《生命祭》文告明确指出：“人类必须得到尊严，即得到作为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是从其存在的第一刻即开始的”。“胚胎必须被当作人一样的受到尊重，他作为一个整体的完整性就必须受到保护”。据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收到13000封关于ES研究的公众来信，只有300封表示支持（《维真学刊》2003年秋季号，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部主办）。而在我国，情况大为不同。2003年，我们对上海、西安8家三级医院的250名医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8％的医师认为早期胚胎还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超过70％的医师赞同ES研究，高达94％的医师同意ES可为治疗一些“不治之症”提供美好前景。台湾对61位医师的调查，得出了类似结果。
生命伦理学关注人的健康与疾病、生命与死亡这样一些从生身命根上带来的敏感问题，不能不与文化背景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或者毋宁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学界公认，生命伦理学有一分支即为“文化生命伦理学”。在生命科学已经或有可能改变人类的生老病死，甚至影响和变革人的本性时，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出现种种不同意见直至针锋相对，上演“文化战争”，自在情理之中。文化是讲传承、讲积累的，没有传承、积累，便形不成文化。文化传统一经形成，就是不可漠视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如我们在ES研究的伦理之争中所看到的，主要通过文化传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表现出来。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受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定势（“文化基因”），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权威性。ES研究的伦理之争所展示的，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巨大差异。
对此应予以宽容的理解，同时通过交流与沟通，求得一些基本的共识。不管文化传统多么根深蒂固，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要变化的，总是会逐步适应的。况且，健康与疾病，生命与死亡，人的权利与尊严，毕竟是人类的共同关切，也是文化的共同主题。我相信，生命伦理在上演“文化战争”的进程中，有可能扩大其共识的一面，平衡的一面。
在ES研究的伦理之争中，有一种观点十分引人注目，并起了重大作用，那就是：14天前的胚胎可用于干细胞研究。英国之所以早在2000年底就通过立法，允许克隆早期胚胎进行ES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采纳了沃诺克委员会的建议，胚胎研究以14天为界限。我国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2003.12）也规定ES研究不能超过14天。日本等国基本接受这一立场，许多科学家、伦理学家和法学家，甚至天主教哲学家如麦克柯米克也表示赞同和支持。
为什么14天前的胚胎（前胚胎）可作为研究对象呢？根据胚胎学的大量研究，14天是形成双胞胎的最后界限；14天前主要形成胚胎外部组织（外胚层）。特别重要的是，“原胚条”尚未出现。原胚条的出现意味着胚胎细胞开始向各个组织和器官发育分化，表现出各自的特殊性。比如，可以发育为脊椎骨和神经系统等。由此看来，14天前后的胚胎有明显的不同。一般认为，14天前的胚胎还是既无感觉又无知觉的细胞团，尚不构成道德主体，对其进行研究并不侵犯人的尊严。即便如此，也必须遵循严格的伦理规范，经过严格的伦理程序。
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为什么是14天而不是13天或15天？原胚条的出现果真是分水岭吗？我认为，对此完全可以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但更重要的是方法论的启示：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寻求平衡。众所周知，生命伦理学是科学与人文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重要领域，体现了当今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文明进步的潮流。一方面，它要维护科学的利益，保护和促进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不能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它又要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危害人类。生命伦理学从本质上说是对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价值关怀。离开了为人类造福的根本宗旨，离开了人文关怀的主线，就不可能把握生命伦理之真谛。行善、自主、不伤害和公正这四大原则，充分体现了生命伦理学以人为本的内核。因此，在科学与人文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是生命伦理学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它存在的重大理由。
然而，真要找到并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却并非易事。尽管科学与人文从根本上说是相通的、互补的，但由于它们之间长期的分裂和对立，我们看到更多的往往是科学与人文的不平衡、不协调，乃至尖锐的冲突。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既存在以伦理道德或哲学宗教的名义，来束缚、压制科学发展的事例；也存在以科学自由、科学实验的名义，来侵犯人权甚至残害生命的事例。这种矛盾和冲突今后还会继续存在。值得庆幸的是，当今文化思潮已发生重大变革，科学与人文正在由分裂和对立走向对话和交融。生命伦理学就是这种对话和交融的产物和平台，并且有理由相信,它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ES研究的伦理之争中，我们相信通过科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之间的合作，通过公众参与，通过国际交流和对话，完全可以在科学利益和人道利益，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寻求某种结合、某种平衡。使它既能给科学家广阔的空间，让他们发展科学、泽惠于人；又充分尊重胚胎、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为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事业开拓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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