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书，瓦尔特・本雅明有一番妙论。他说，作家写书，其实不是因为穷，而是不满意人家写的书。他还说，猎书访书径不少，最值得称赞的方法，该是自己写书。这个主意颇不错，却有些疯狂。有才情
就出书的数量而言，当代学者和作家中几乎没有谁能与赵鑫珊比肩。到目前为止，最新的一本是第46本，几乎每年2至3本―――且速度一点没有减缓的意思。尤为重要的是，如此高的产出，却决不雷同，几乎每一本都会在不同的领域产生影响：哲学、诗歌、量子物理学、数学、音乐、建筑、性学……套用汉娜・阿伦特评价本雅明的一番话来说，赵鑫珊“常识渊博，却不是学者；研究哲学，却不是哲学家；写音乐家评传，却不是音乐评论家；写诗，却不是诗人；研究建筑，又不是建筑理论家；涉猎量子物理学，但却不是物理学家；爱好数学，也不是数学家；研究心理学，却不是心理学家”。他就像一架写书的机器。学界对于赵鑫珊的书，向来褒贬不一。
我向来对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者怀有高度的敬意―――文史哲打通是一种本事，而能把文学、历史、哲学、科学通吃的，几乎就是天才了―――他们有两个高度让人景仰：格局与气象。格局贵正大高远，气象贵深邃隽永，如此为文，文章有格调，如此为人，人格有力量。这方面让人心服口服的人文学者很多，远的不说，近的如钱钟书、福柯以及瓦尔特・本雅明。
这里没有把赵鑫珊跟大师相提并论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赵鑫珊所研究的课题，他所著书立说的方式，所开创的学术格局和气象，实在让人感到一种悲壮的意味：在书和学术文章严重过剩的年代，在理性精神普遍缺失的年代，谁拥有思想，谁心怀悲悯，谁坚持学术信仰，谁坚持一种浪漫主义的人文情怀，谁就是有力量的，但同时也就是最孤独的。关于赵鑫珊，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最初的启蒙方式―――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大学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牵引着他，使他成为学界的一个异数？
赵鑫珊的回答很简单：我是北大留级生。这是赵鑫珊最得意和最欣慰的事情。1955年，赵鑫珊考入北大，1959年毕业时，却故意考砸两门主课，留级一年，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留恋北大图书馆，也因为《战国策》中的一句话：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赵鑫珊的这一举动，在20世纪50年代，可谓疯狂，在北大校史上亦堪称异数。拿赵鑫珊的话来讲，北大6年，“向我的心田撒下了许多种子。当年这样做是无意识的。今天我才明白，这些种子可以分成三类：科学、艺术和哲学”。42年后赵鑫珊恍然大悟，原来他的人生、专业以及框架在北大就已注定，那就是：从哲学视野去观照人类文明之旅的结构和肌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俊美的青年，如何在北大苦苦读书，如何追问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如何跟随温德教授叩问古典音乐殿堂，如何失恋，以及如何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动留级一年。这是赵鑫珊先生的动情追忆。但是赵鑫珊并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观照历史和文化的机会，他采取自己惯用的方式：无休止地在文章中写方式程式，并说这很美；无休止地狂热抒情；无休止地对伟大事物感激涕零；无休止地对一切事物发表看法。这多少有些矫情。并且让人头疼。但他的忠实读者又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把写书当成布道和信仰的人来说，任何评价都是苍白的。
《我是北大留级生》赵鑫珊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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