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首要问题在于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信念,是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的思想前提和基础。
邓小平一贯尊重群众,尊重实践,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时刻关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创造,着眼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更深入地洞悉实际;只有吃透实际,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求真务实,辩证思维,是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的基本方法和重要特色。
时刻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愈挫愈奋,无私无畏,勇于创新,是邓小平伟大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他实现伟大“结合”的主体条件。
邓小平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 “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下引该书只注卷次和页码）同样,我们也可以说,邓小平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以下简称“结合” ,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关键。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带领全党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历史性飞跃,在理论上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上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在新世纪新阶段,回顾邓小平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学习这种“结合”的经验,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破除教条主义和“过时论”,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首要问题在于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明确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认为这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密不可分。他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第3卷,第63页）邓小平多次强调,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思想理论素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他始终坚持“完整准确”与“要精要管用”的统一 一方面,他反对割裂和曲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张“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第2卷,第165页）;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反对学习马列食而不化、学用脱节,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第3卷,第382页）。邓小平学习马列,始终注重把握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他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掌握了这一精髓,就从根本上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邓小平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和方法,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而他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则为他开拓创新、成功实现“结合”提供了思想理论保证。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信念,是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的思想前提和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无论遭遇什么困难、挫折,邓小平都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并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错误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突出地表现为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对当时社会上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予以坚决抵制。为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他建议党中央研究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就起草问题作了九次讲话,特别强调“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第2卷,第291、300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1986年9月2日,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坦言 “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第3卷,第173页）
正确对待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大力反对教条主义。这是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的一个重要特点。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既要战胜来自右的方面即“过时论”的歪曲,又要克服“左”的方面即教条主义的干扰。邓小平在革命实践中,对教条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他既反对“洋教条”,也反对“中教条”;既反对在理论上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也反对在实践上照搬别国模式。邓小平告诫全党 “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第3卷,第291页）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要亡党亡国。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强调,毛泽东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要这样。在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中,邓小平不仅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而且以独创性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例如,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有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运用价值规律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从根本上打破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最终确定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始终在实践的基础上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这使他不仅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带领全党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二、尊重群众,尊重实践,洞悉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
邓小平之所以能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富裕之路,与他坚持群众观点和实践观点、“吃透”中国国情密不可分。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一贯尊重群众,尊重实践,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时刻关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创造,着眼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实际,这为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吃透”国情必须深谙民情,“吃透”国情的目的在于为民造福。邓小平的爱国主义情结和人民情结,令人感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的心声,也是他一生为国为民的真实写照。他始终坚持群众观点,极为重视体察民情、把握民意,尊重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1979年春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从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造中,敏锐地体察到民情、民意,并因势利导加以推广。在谈到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时,他说 “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第3卷,第118页）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蓝图的总体设计,从根本上说,源于对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深刻把握,是对中国实际的正确反映。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提出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才始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的目的和动力。
一切真知都源于实践,一切正确的理论都必须与实践相结合,都必须通过实践发挥作用。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注重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978年邓小平坚决支持光明日报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致力于恢复实践的权威,恢复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立足于实践,使邓小平具有非凡的胸襟和洞察力。他把当代中国实际放在世界的全局中来考察,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从而准确地判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准确地判定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为他倡导改革开放提供了基本的实践依据。邓小平之所以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远见卓识,这与他重视实践、善于总结群众实践经验是分不开的。邓小平说 “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邓小平之所以能实现伟大的“结合”,归根到底是由于他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把握了当代中国实践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源泉,是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的根本途径和基础。
邓小平之所以能“吃透”中国国情、深入把握中国实际,还在于他牢牢抓住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每天发生的实际情况多得不可胜数,如果不能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就可能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即使身在实际之中也难以抓住最大、最本质的实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党曾提出过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并进行了宝贵的探索,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重要经验,但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失误。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抓错了主要矛盾。痛定思痛,邓小平对中国社会所处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深刻分析。他准确地断定,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中国最大、最本质的实际就是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决定了我们党的中心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强调,经济建设及其发展状况,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不好,社会主义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中华民族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因此,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我们党必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紧紧抓住主要矛盾,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不放,并以中心工作带动全盘工作,这是邓小平正确处理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矛盾的卓越之处,是他实现伟大“结合”的根本标志。
三、求真务实,辩证思维,按照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客观规律办事
把握真理,吃透实际,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个方面。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更深入地洞悉实际;只有吃透实际,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在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难点在于 不能“从本本出发”,或从现成的模式出发去“结合”,而必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从客观实际出发,找出“结合”的正确方法和途径。
求真务实,辩证思维,是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的基本方法和重要特色。对于邓小平一贯“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曾予以高度赞赏。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照辩证法办事的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通过深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规律,他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特别是,他抓住矛盾问题的精髓,坚持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第3卷,第3页）这里,邓小平正式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结合”的重大成果和标志,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范例,它典型地体现了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邓小平始终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共性”,又高度重视各国社会主义的个性,强调“中国特色”。一方面,他深知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即共性,往往体现着事物的本质和基本特征,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即个性,必然与共性相联系,否则就会失去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的共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提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中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不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挫折,邓小平都始终坚信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第3卷,第311页）他倡导改革,主张打破传统僵化体制的束缚,同时又强调改革绝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中国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就偏离了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他也深知,个性毕竟不同于共性,它是丰富多样的,生动活泼的。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表现出来,共性如果不与个性相结合,就会僵化、枯死。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教训表明,社会主义的共性,必须通过各国社会主义的个性表现出来。社会主义的个性,是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各国建设社会主义,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共性,又必须结合本国实际,体现本国特色。中国特色来自于中国实际,来自于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实践和创造。邓小平指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
邓小平不仅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共性和个性,而且在实践中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发展共性、丰富个性。从唯物辩证的观点出发,邓小平多次强调 “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3卷,第63页）这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当代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创造性应用,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它的基本要求之一,是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已经不是对社会主义共性的简单坚持,而是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传统模式到符合中国国情和当今时代特征的重大转变,是对社会主义共性的丰富和发展。
那么,究竟如何来衡量“结合”及其成效呢？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他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3卷,第372页）邓小平历来主张说实话、报实情、办实事、求实效,他做出的许多重要理论概括,如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等等,都是他求真务实、辩证思维的具体体现,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规律的深刻揭示和运用。邓小平求真务实、“照辩证法办事”的思想方法和领导作风,举世公认,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由衷赞叹 “邓小平是世界上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个政治家之一。”正是因为求真务实,辩证思维,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并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现了“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四、解放思想,无私无畏,勇于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与他的个人特质是分不开的。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每次人生挫折,都没有使他屈服、沉沦,反而使他愈挫愈奋,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执著信念。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邓小平的每次沉浮中,都充分表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表现了他无私无畏、探索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非凡胆略。长期的革命生涯,造就了邓小平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柔中寓刚”的斗争智慧和善理大局、善断大事的卓越领导艺术。时刻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愈挫愈奋,无私无畏,勇于创新,这是邓小平伟大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他实现伟大“结合”的主体条件。
强调解放思想,并把它纳入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他实现伟大“结合”的一大特色。邓小平尊重实践,思维敏锐,视野开阔,善于独立思考,不唯上,不唯书,这使他特别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打破常规。邓小平深知,改革是一场革命,如果不能突破僵化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如果不能让思想冲破牢笼,改革就会寸步难行。因此,解放思想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实践无止境,认识无穷尽,解放思想永远不会完结。他指出 “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2卷,第279页）从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的过程来看,它的每一个阶段性进步,都伴随着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既是其“结合”的逻辑起点,也是其“结合”的重要动力。
面对重重困难,邓小平展现了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表现了一种破旧立新、无私无畏、不屈不挠的精神。邓小平深知,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闯出一条新路,如果没有革命的胆略、气魄,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胆略、气魄不是盲目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邓小平早在“文化大革命”后再次复出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面对传统体制的历史积弊,他勇敢地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改革问题,并领导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建立和发展了经济特区,有力地促进了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邓小平强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每当改革开放进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总是鼓励人们勇于探索、大胆试验、努力创新,他大声疾呼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第3卷,第367、372页）他的这些重要思想,打破了保守、僵化的坚冰,迎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打消了港澳同胞对前景的疑虑,促成了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
邓小平的改革创新精神,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是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结合,与他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和信赖、依靠紧密联系的。邓小平把改革事业系于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进行改革,视人心的向背为改革成败的关键。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他的论断 “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 ……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第3卷,第59页）
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所实现的伟大“结合”,永载史册、永放光辉。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实现了新的“结合”,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永无止境,而每一次“结合”的成功实现,都必将把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更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