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只写有一句话的汇款附言条,我已经珍藏了25年,而且,我要一直珍藏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因为它记录了我一段难忘的历史,还续写了许多它以后的感人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
1979年6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邝夏渝同志给我来函,告知我 “您的小说《园丁》已经出版,同时在全国新华书店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副食本把“五一”劳动节期间供给每户四盒的恒大香烟买上,启程进京。中午时分,到达位于北京东四十二条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走进文学编辑室,一屋子十多位编辑全部站了起来。王维龄、李裕康两位主任和《园丁》的责任编辑邝夏渝走出座位迎上前来,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和我握手。
王维龄说 “我们祝贺你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发行 ”
李裕康说 “我猜想你一定自己来北京取样书,所以没有给你寄。”
邝夏渝说 “你的两个孩子都好吗 我们都很惦记他们 ”
我的两眼饱含了感激的泪水。我想起《园丁》做第二次修改时,为了不使我牵挂孩子,中青社让我把刚死去妈妈不久的两个孩子带来,专门为我们准备了一间房子,李裕康同志亲自为孩子往楼上搬床,说 “孩子的妈妈去世了,不能再让孩子受委屈 ”每次在食堂买饭,编辑们都要把我们让到前面,而他们自己排到后面去……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作为一个因“写反动小说”在“文革”中被囚禁、被毒打、被抄家、被定性劳改12年之久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会在北京享受到这样的温暖和亲情,更想不到在出版过《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等名著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处女作。我说 “我谢谢你们 这部书里凝结了你们辛勤的汗水和心血,凝结了你们对一个文学青年的扶植和帮助。我的书已经出版了,我不知怎样感谢你们才好。”我从塑料手提包里拿出了那四盒恒大香烟。我说 “我不会吸烟,即便是年节供应的香烟我也不买。但今年‘五一’节供应的四盒恒大我买了。请您们都来吸一支,就算到我家里坐了坐。”
李裕康高兴地说 “好 这烟我们一定要吸 这是王道生的喜烟,我来给大家分。”他把烟接过去,马上拆开一包,“来,大家都尝尝,天津的‘恒大’香烟 ”编辑们喜笑颜开,纷纷接过去点燃。有的人掐灭了自己的烟,换上了我拿去的恒大烟,一屋子盛满了喜庆的气氛。邝夏渝不会吸烟,让我坐下,拿出样书给我看,她说 “第一次印刷印了6万册。”我接过那书,像抱过自己的孩子,仔仔细细地端详,轻轻柔柔地抚摸,真想尽情地亲吻它 情不自禁两汪热泪充满了眼眶,视线都模糊了。邝夏渝说 “样书可以随身带走,稿酬不要带在身上,还是通过银行汇过去安全。吃过午饭后,我领你去办理。你的运气好,你的书是‘文革’后恢复稿酬的第一批作品。”我听着,心里热乎乎的。当时我每月工资54元,养着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每月靠姐姐补助我10元钱生活。这一笔稿费相当于我几年的工资收入。我说 “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们 ”大家听见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嗳,我们大家不是正在吸你买来的天津恒大烟吗 我们都在分享你的成功和快乐呀 ”
李裕康说 “我们等着拜读你的新作 ”
邝夏渝说 “再到北京来,别忘了到社里坐一坐,这里就是你的家,走,咱们吃饭去 ”
我回到塘沽的第二天就收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从银行汇寄的稿酬,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意料之外的是,两天以后我又收到一张从邮局寄来的汇款单,汇款人是李裕康,收款人是我,汇款金额是1元3角2分。这是怎么回事 一看附言条全明白了,上面写着一句话 “道生同志 那天忘了给你烟钱,现寄上,谢谢 ”我反复读着这句话,呆愣了很久很久,我咀嚼着这句话,想到很多很多,最终我决定把它剪下来,完美无损地把它珍藏起来。就像珍藏一个绝世标本,一个反映着那个时代编辑作风的标本。
第二年,我被调进天津日报社工作,也当了一名编辑。记得大约是1984年的春节前夕,业余作者、天津市南郊区双闸乡的农民白春来提着一个草篮子找到我家。我看见草篮子里装着一包点心、一袋水果糖、两瓶白酒。他是个少言寡语的人,是个肚子里装满了感激也不会吐出一句的人。他的第一首诗、第一篇散文、第一篇小说都是经我手编发的。我向市委领导反映了他怀才不遇的情况,天津市人事局破格录用他为国办中学教师,解决了他的农转非和工作问题。他这是感谢我来了。我对他的礼品视若不见,却说 “春来,你既然到我家来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我开了写字桌的抽屉锁,从里面拿出来那张汇款单的附言条给他看。他不解其意,茫然地看着我。我于是详细地对他讲了这张汇款附言条的来历。彼情彼景仿佛刚刚发生过……
白春来似乎是听傻了,呆痴半天,他挺深沉郑重地说 “王老师,我明白您的意思,这些东西我还提回去,以后我不会再对您做这种事了。”
我说 “别都提回去,把这袋糖给我留下吧,这是喜糖,一定要吃。这包点心拿回去给老人吃;这酒拿回去,等有机会我去你家里喝。另外,我的同事汪宗禧从山东老家探亲回来,送我两盒山东特产高梁饴,你拿回去给孩子尝尝吧 ”
白春来说 “王老师,我都听您的。”他拿出那袋糖放在桌上,接过我的两盒高梁饴装进草篮子说 “我在双闸等您去。”
继白春来之后,我给许多作者讲过这张汇款单附言条的故事。它成了我个人珍藏的一件文物，也成了我许多作者朋友心灵里的一件文物。也许它在今天的社会现实里已不再适用，但它所反映的那个历史时期编辑和作者关系的时代风貌却有永远的珍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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