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或写到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进程,绝不可以忽视电影杂志的存在与影响。电影杂志在电影作品（剧本）的催生、接生、促进、安置、协调、引导等诸方面起着很大作用,在联络电影与观众方面起着很大
电影杂志的出现,是电影史上的大事,也是电影传播史上的大事。早在上世纪20年代,已经有不少有远见卓识的影界人士,开始熟练地运用电影杂志这个传媒利器,为自己产生的影片为自己的影业公司同时也是间接地为中国电影业,作宣扬鼓动作市场运营。电影刊物极大地推动了电影内容、题材、风格、流派演变的节奏与周期,加速了电影技术的更新与改造,同时又通过杂志自身的包装与编制使得电影的受众主体在欣赏品味与艺术局面上的接受力得以提升。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传媒力量还相对分散相对较弱的时候,往往一个刊物就可以推动某种先进思想文化的过渡与发展,一个刊物即可支配某种思潮的诞生及动向,那么几个十几个甚或几十个更多的杂志方阵,紧密地同一方向持续地推进,必然会对某种新生事物或生活方式产生强烈的影响力。
现代新闻传播史上,有一个很通俗很流行的叫法,称呼1933年（或1934年或1935年）为“杂志年”,因为在这若干个年头有着比之寻常年头更多的新杂志问世,从而形成一个杂志出版高潮期,对当时社会诸方面产生巨大冲击。同样的道理,在那3个年头,每年都有大批电影杂志出世,完全亦可称之为“电影杂志年”。30年代,正逢年轻的中国电影危难之时,何去何从？严峻的现实摆在每一个电影人面前。此时此刻诞生的电影杂志肩负着“改革神怪、迷信、凶恶、打杀之国片作风”,提倡“宣扬艺术、宣传文化、启发民智、拯救影业的制片方针”的道义与任务。1933年3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夏衍当选为执行委员,负责文学部工作。在瞿秋白直接领导下,由夏衍、阿英、尘无、司徒慧敏、石凌鹤组成党的电影小组,夏衍任组长。由此开始左翼知识分子涉足电影界,渗透到电影杂志,由电影理论与批判主导媒体舆论,以至在片场立足,使电影成为宣扬进步思想的阵地和工具,从而也赋予“电影杂志年”更革命的新鲜血液及更深刻的意义。自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本《影戏杂志》（1920.1）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十年（1920―1930）,仅仅大约出现过20余家电影刊物,而第二个十年
1931―1940 就有90多家电影刊物问世 以上所指仅为纯电影杂志,不含电影报纸,亦不含戏剧电影混编的综合类杂志
,在这近百种电影刊物中出版于这3年的即占了半数以上 而且绝大部分产生于上海一地 ,这其中包含着许多著名影刊
《明星月报》（1933―1935）,《文艺电影》（1934―1935）,《时代电影》（1934―1937）,《现代电影》（1933年）,《明星半月刊》（1935―1937）,《电声》（1932―1941）,《青春电影》（1934―1951）,《电影》（1935年）,《联华画报》（1933―1937），《电影画报》（1933―1936）。
30年代的“电影杂志年”在诸多方面都给电影研究者留下了探索的空间与课题。以电影杂志为切入口,阐释中国电影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的发展轨迹,是非常鲜活而趣味化的,而且似乎是还没有人做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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