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今年6月在中南大学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各高校要对今年秋季入学的大学新生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工作。教育部直属高校将会成为第一批试点单位。请问在此次课题中，您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郑日昌：本次测评所用量表的编制工作是由我和北师大的方晓义和沃建中教授，以及北京大
笔者：作为一名心理测量和心理咨询方面的专家，您认为仅通过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是预防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吗？
郑日昌：测评只是发现问题的途径，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得依靠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等手段。
笔者：目前，在大多数学校中都开设了相关的心理辅导站，而您也一直在从事相关的心理咨询工作。但是，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来说，一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请问平常就心理问题来向您进行咨询的大学生多吗？如果有的话，一般以哪类学生居多？他们大多是就哪些问题来向您寻求咨询的？
郑日昌：你说的这种情况的确存在，过去人们常常对心理疾病有所误解，常常“羞于启齿”，也常常出现有人在心理诊所门前徘徊的现象，但那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了。以大学生为例吧，目前就心理问题来向我进行咨询的学生很多。在这些来咨询的学生当中，既有尖子生，也有学习成绩不那么好的学生，而且他们所咨询的问题也五花八门，包括人际交往、婚姻、恋爱、求职、工作等等，其中，尤以在人际关系中所遇到的问题最多。
笔者：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北京市进行了一项大学生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调查，调查显示当时在北京大学生中约有16.51%的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但是，在接下的2002年初，就发生了刘海洋泼熊事件。因而此次的心理健康测评会不会还是“换汤不换药”？这两次大规模的心理健康调查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郑日昌：总的来说，2001年的那次调查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并不是特别精确，他们当时采用的是“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和“精神症状自评量表”为主的测量工作，严格的说来，“卡氏十六种人格因素”并不是专门用于测量心理问题的工具，并且这两种测量工作都是由国外引进的心理测量手段，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它所匹配的模板也是依据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修订的，与我们现在的实践已经有了很大的出入了，再加上当时的操作人员大多没有经过系统训练，有些人甚至不具备心理知识背景，因而不能很好的解决当时的问题。
而我们此次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采用的测量标准是由数位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根据我国学生的现状，花费了三年时间才研制出来的，是完全符合我国青少年心理发展现状的一种测量形式，因此，我相信它应该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预测现状和发现问题的效果。
笔者：具体来说，在此次新的测量表中都包含有那些内容呢？
郑日昌：此次采用的测查量表共有4个：中国大学生心理（生活）应激量表，主要用来测量大学生在学业、生活、发展、人际交往和家庭方面等所感受到的精神压力；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用来反映大学生对大学生活的适应状况和调适能力，包括人际关系、学习、校园生活、择业、情绪和自我适应等方面；中国大学生心理困扰量表，主要用来测量大学生心理健康受损情况，主要涉及躯体化、焦虑、抑郁、自我意识、退缩、攻击、性心理、偏执、强迫、依赖、冲动和精神病倾向等维度；中国大学生人格量表，主要用来测量性格特点，包括合群热情、坚韧严谨、宽和利他、爽直、自我克制、自信进取和重感情等维度。
本次测查全部采用纸笔方式，4个量表共有310题左右，大部分学生可在45分钟左右回答完毕。通过观察学生填写完毕后的量表所呈现出来的测量结果，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就一目了然了。
笔者：但是，尽管目前各学校都开设了相关的心理辅导站，也采取了对大学生健康状况实行测评的措施，却依然未能阻止大学生因心理问题而引起的一系列暴力冲突的发生。作为一名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测量方面工作的专家，您认为心理咨询这种措施能否起到有效地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作用？
郑日昌：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心理测评只是发现问题的一个工具，它不能真正起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而就心理咨询来说，也是要“因人而异”的。并且，人的心理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对心理问题的解决也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总的来说，我们目前的心理工作还是发现了一部分问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出现了马加爵这样的暴力事件，但如果我们不做心理工作，而放任其自由发展的话，那么到现在为止就可能不止出现一个马加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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