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酒当歌,挥麈清谈,兰亭流觞,东篱采菊……回顾中国历史,魏晋士人无疑是最具人格魅力的群体。他们的这种魅力来自哪里?陈洪先生的《诗化人生》一书广引史实,旁征博引,鉴古说今,亮出一个极具吸引力和说服力的观点:魏晋风度的魅力在于不仅毁灭了一种陈旧的道德系统,而且建构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诗化人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其天职就是关注人的历史和现实境遇,探求人的生存价值,其焦点则为对诗化人生的追求。《诗化人生》一书,延着汉末的大树将倾、魏初的邺下慷慨、正始之音中的竹林醉游、西晋名士的金谷酬酢、渡江后的兰亭感悟以及桃源寻梦这样一条时间的河流,为我们勾画出一条魏晋士人寻求诗化人生的历史轨迹,展现了魏晋风度的具体内涵。
汉末至魏晋四百年的时间里,政局的动荡,思想的转型,使士人们饱经了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历史沧桑,但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情感的大颠簸,他们在审视时代和人生的时候,目光才更加深邃,体味才更加幽远,他们的一举一动无不体现出生存迷茫中的心灵颤动。
魏晋是一个天下大乱、豪杰并起的时代,是“主爱雕虫,家弃章句”的思想巨变时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士人们的心灵充溢着通脱的个性和奔放的激情,而另一方面,则面临着与政治相关的人生抉择,这必然引发了他们源于这种复杂历史情境的复杂而矛盾的心态。诺瓦利斯说,理念生活和人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只有诗的彩虹才能在其间搭起桥梁。因此,魏晋士人的诗化的生存中,充满着醉态玄意和激情,但他们的杯酒是那样的苦涩,玄谈是那样的敏锐,激情又是那样的渊放。他们还借助音乐、诗歌的长啸等形式来作为超脱现实、得意逍遥的凭藉,这使他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变得理想化了、艺术化了。生活和艺术二体一位,这是诗化人生已臻成熟的突出标志。在时代的血腥和怪诞中,绽放出了如此奇异的诗性光华,这样的诗性是潇洒的,但也是苦涩抑郁的,是流丽的,但也是刺目的。这是他们的复杂心灵的体现,也是他们的深刻所在。
正是在把握了以上历史本质的基础上,陈洪先生展开了他耐人寻味的思考:“魏晋士人的生活、个性和思想,莫不闪烁着对于人生价值、意义和归宿的深刻反思,莫不体现着一种介于群体与个体、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热忱体悟,莫不透露着令后人倾慕的痛苦而能超脱、激烈而又冲淡和平凡而臻极致的绚烂诗意。”也正因为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价值系统体现了一种历史纵贯性和带有本体论意义的深刻性,所以对它的审视就不仅意味着一次历史巡礼,还涵融着对现实人格的必然反思。正如陈洪先生在本书的“引言”中所指出的,在20世纪的曙光刚刚绽露之际,面对科技文明和理性精神带来的人性的普遍异化,西方学者开始热切地呼唤曾被柏拉图逐出理想国的诗人,因此出现了“把哲学诗化”和“把诗哲学化”的潮流,“诗意地栖居”变成了世纪末的深沉的吟唱。那么,当21世纪的晨钟刚刚奏响之际,审视魏晋风度,也自有它的现代价值。
从这种意义上说,《诗化人生》一书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理性观照,同时也是对人类生存意义的形而上的寻求,在这种观照和寻求中,我们不难体现到一个人文工作者的热情和深邃铸就的终极关怀。
《诗化人生》陈洪著河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