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投资增长过快、盲目低水平建设以及货币信贷增长偏快等问题,中央做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当前,宏观调控各项措施正逐步落实并见到成效,经济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遏制。这其中与金融业及时有效地执行稳健货币政策、准确把握信贷力度和节奏、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是密不可分
记者(以下简称“记”):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决策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为什么说加强宏观调控是及时的、必要的?
钟伟(以下简称“钟”):由于2003年对非典型肺炎给经济的影响估计过高,结果从2003年3-7月期间,各种投资项目仓促上马,导致信贷快速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家采取了多项调控措施,坚决果断地遏制了这一势头。由于动手较早,去年9、10月以来信贷规模增幅显著下降,今年4月以来各项宏观经济指标也逐步开始回落。因此,当前宏观经济的回落应视为一年来综合调控的结果,不能仅仅概括为今年4月以来的成效。我认为,较理想的调控效果是GDP维持在8%-9%的增长,固定资产维持在20%左右的增长,以期实现经济的“软着陆”,避免大起大落。
记:金融机构在加强宏观调控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钟: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央行是采取措施最早和最为多样化的部门。金融工具也成为行之有效的调控手段。管紧了信贷,较为有效地控制了地方政府土地储备冲动和在低利率背景下个人投资的冲动。具体的调控措施可概括为三方面:
第一,准备金率方面的调整措施:包括从2003年9月21日起,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由原来的6%调高至7%;2004年4月25日起,将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执行7.5%的存款准备金率;4月11日人民银行再次宣布,从4月25日起在继续执行差别准备金率的基础上,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
第二,利率方面的调整措施:包括自2002年2月21日降息后,利率水平处于改革开放20年来的最低水平。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央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等方式,加大基础货币回笼力度。自2004年1月1日起,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其中,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1.7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2倍。应该说中国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了。
第三,窗口指导方面的调整措施:2003年以来,人民银行多次通过窗口指导会议,对商业银行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但如何通过窗口指导等综合措施,达成对部分投资过热的行业的信贷调整,还要依赖于地方政府确立起科学的政绩观,也要求商业银行能对市场、信用和操作风险更为敏感。
记: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是否会抑制经济增长?
钟:客观来说,宏观调控本身就是使得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投资热降温,当然也会抑制当前的经济增长。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目前的宏观调控,能引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为今后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记:当前金融业宏观调控的关键是什么 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钟:从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看,我国是典型的间接融资型的金融结构。以2003年为例,全年的信贷投放是2.99万亿,而证券市场的筹资是800多亿元。这种金融结构意味着银行体系在事实上最终承担着经济波动的大部分风险。
在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严重依赖银行的格局没有明显改变的前提下,此次宏观调控可能产生的成本,最终在相当程度上还会由银行来承担,这可能就会表现为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上升。特别是考虑到此次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有相当比率是投放到投资迂回程度提高的重工业化行业和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大的基础设施行业。如何有效防范这一风险是当前金融业宏观调控的关键。
记:要实现今年的宏观调控预期目标还需进行哪些改进工作?
钟:目前宏观调控不过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下一步要通过市场化改革巩固改革成果。
首先,鉴于调控的主线就是“管住土地、管紧信贷”,因此研究综合调控平稳退出的关键,就在于启动市场化的土地制度改革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商业银行进行行业研究、风险管理的水平和能力;积极推动融资结构的调整,提高直接融资的比率。
其次,推动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仔细观察这些过热行业,不难发现两个典型特征,要么在这些行业中,国有企业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要么这些行业,在中国是严重资源短缺形态的。对于国有垄断造成的投资热,抑制过热的治本之策,是对各种所有制的资本打开准入的大门,摊薄垄断利润、打破行业垄断。
第三,对资源短缺问题应当有市场化的战略眼光,不能主要依赖行政管制。以原油为例,发达国家的能耗是每人年均一吨原油,如果中国也完成和西方类似的工业化,那么13亿人需要13亿吨油,而中长期中国原油自给规模至多能从目前的1.7亿吨提高到2.4亿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一个利用外部资源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而不是画地为牢自我克制少用甚至不用外部资源。
此外,要从改革财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着手,探寻理顺中央不同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财权关系的可能途径,改变某些职能部门之间步伐不协调的现象,提高综合调控的政策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