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以生动为贵
从目前的讨论和实际运用的情况来看，历史文学至少有两重含义。正如前辈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历史文学“一种是用历史题材写的文学作品”，另一种“是有一定艺术水平的历史记述”（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笔者以为，白先生的这一界定
前辈史家都很看重史学著作文字的生动性。如梁启超指出，历史文章应该“生动”，因为它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范文澜也说，“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就是写出文章，应该切实些、清楚些、简要些、生动些，一方面能够适当地表达自己所要说的话，另方面使人看了不讨厌。”（《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事实上，《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之所以蜚声中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历史文学成就高。笔者在研读这些名著时，联系上述见解，以为“历史文学”之“生动”，其实就是指史学著作的可读性强，通俗地说，就是“吸引人”、“好看”，于是在此不妨仿照白先生的界定句式，对历史文学的“生动”试作如下说明：“生动，是指史学著作引人入胜，并使读者产生共鸣。”
无论是从作者的角度看，还是从读者的角度看，在“历史文学”中，“生动”比“准确”、“凝练”都更为难得。相较之下，“生动”是决定“一定艺术水平”高低亦即决定历史文学水平高低的关键。
生动在于细节描写
什么样的“历史记述”才能生动呢？笔者在反复揣摩《左传》等书之后，坦率地说，是那些“好看”的“细节描写”在“引人入胜”。《左传》的细节描写几至化境，开创了中国史学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左传》叙事神采入妙，则特别在于细节处的用心微至。……特别为人称赏的一例，是《宣公十二年》晋楚?之战中的一个场景：‘（楚军）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这一战的叙述，“虽四面著笔，而细节处又步步照应周全，必要使之合其情合其境。作为史，便足以取信；作为文，则尤其点染有姿态，且又自然妥帖。”“《左传》有史的壮阔，也有史中的细微，后者不仅使它的成功远远超出此前的《尚书》，也远远超出同时代的著述，影响于后世，且不止于文和史。”（扬之水：《先秦诗文史》）可以说，后之《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都是因汲取《左传》的营养而成长起来的。
《史记》以写人为主，细节描写更受司马迁的重视，如李广射石、孔子盟誓。“（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寥寥数字，一代名将李广善射之稳、准、狠的特点表述得异常鲜明。“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玉声?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之认真，子路之坦率，师生之互相信任，刻画得淋漓尽致。
《资治通鉴》在历史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以战争描写见长，其中又以对张巡的描写最为出色。司马光用几个细节就表现出张巡的机智勇敢：“令狐潮围张巡于雍丘，相守四十余日……城中矢尽，巡缚藁为人千余，被以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潮军大乱，焚垒而遁，追奔十余里。”“尹子奇益兵围睢阳益急，……（张）巡与将军南霁云、郎将雷万春等十余将各将五十骑开门突出，直冲贼营，至子奇麾下，营中大乱，斩贼将五十余人，杀士卒五千余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识，乃剡蒿为矢，中者喜，谓巡矢尽，走白子奇，乃得其状。使霁云射之，丧其左目，几获之。子奇乃收军退还。”（《资治通鉴・唐纪》）这种生动的细节描写，对读者来说是很有感染力的。
历史是客观的，但客观的历史是由充满激情的人们所创造的。正是人们的激情活动，才构成了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历史。具体而微地看，人类历史其实就是由大大小小的事件和细节构成的。细节最能反映人物的激情和个性，使其形象栩栩如生；同时，细节在保留生活的原汁原味上具有独特的作用。没有细节或细节很少的史学著作，是很难生动的。因此，要想尽可能真实、生动地还原历史，就必须通过细节的真实再现，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目的。众所周知，一部《世说新语》就几乎全由细节组成。正是这些细节，生动而又传神地反映了魏晋之际诸多“标致”人物的精神面貌，从而折射出当时的时代精神。
细节描写宜有度
但历史文学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著作，因此在细节描写时，应该注意如何把握它的“度”。这涉及到如下三个问题。
一是“细节”的真实性。史学著作应该以真实地记载客观历史为己任。但是，客观历史具有“一度性”，一去不复返。后世史家在撰写史学著作时，既然不可能亲眼目睹过去，就可以在确保主体真实的前提下，根据合乎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事件发生发展的规律，想象出某些能突出人物性格、深化主题的细节，以“神似”弥补“形似”的不足，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事件更为可信。郭沫若曾指出：“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艺术不同于照像……写历史要根据史料，史料是有限制的，历史家要根据史料加以推理和判断，实际上就是想象。”（《郭沫若论创作》）如《左传》、《史记》中某些“想象”的细节描写，就不能不说它是真实的，如“??之叹”：“晋灵公不君……宣子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左传・宣公二年》）又如“项王绝唱”：“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史记・项羽本纪》）《左传》、《史记》的这些文字，从常理看，似不可信，有杜撰之嫌；但据人情揣摩，却也合理，尤其传神。为什么我们认为“??之叹”与“项王绝唱”是信史、是实录呢？就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认为??和项王能作出这样的举动。从接受学的角度看，正是因为读者需要这样的“有一定艺术水平的历史记述”，才欣然认可作者所想象的这些合乎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细节。“霸王垓下歌……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此际亦何暇更作歌词？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释道盛：《与某》，载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集）“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投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钟书：《管锥篇》）
所谓“笔补造化，代为传神”，“遥体人情”，也就是郭沫若所说的“想象”。这种“想象”，并非中国史家的专利，古希腊史学家亦有深谙此道者。修昔底德所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约占全部著作四分之一篇幅”，“这些演说辞，有些可能是他亲自听到的……有些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有些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但是这一点无损于其艺术的真实性，他自己也说：‘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接近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撤战争史・译者序言》）这与《左传》、《史记》的细节描写真可谓异曲而同工。
二是“细节”的运用。选用哪些细节？细节又用在什么地方？这是历史文学中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白先生对《史记》如何使用细节的分析，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司马迁常利用对历史人物细节的描写，有时似是不经意的捎带的叙述，而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就表达出来了。”如李斯之叹“厕中鼠”、“仓中鼠”，“这是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这个政治家的传记上，好象有点浪费笔墨，但司马迁却正用它写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观。……通观列传全篇，在一定意义上，老鼠的故事简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司马迁对这个细节的描写，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又，“司马迁善于用细节的描写从侧面去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政治问题，同时也就在其中表达了作者的褒贬”，如万石君长子建“误书马字”而恐；少子庆“以策数马”，“文章写他们那样恭谨的细节，并不只是写他们，而是要通过这些去写当时官场中的一种恭谨自保，讲究作官的政治风气”（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细节的描写》）。
如果能象司马迁这样运用细节，细节就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字，它们的作用就不仅仅是“生动”，而且还能在突出主题、以小见大等问题上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三是“细节”的数量。如上所述，历史文学的细节描写为深化主题而作，为刻画人物形象而作，不论它在全文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总是烘云托月的配角而非主角。因此对所用细节的数量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忽视它、摒弃它，史学著作将是很难生动的；但如果过分倚重它，甚至只为猎奇而搜集遗文佚事，则必然陷入琐碎。同时又应注意，在细节数量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所用细节也不能游离于主题之外，对于入选的细节，还要精心锤炼，使之与主题密切相关。总之，细节描写不能滥用。细节一旦淹没了主题，则极易误导读者，其结果必然是量变引起质变，全文就不是史学著作而是文学作品了。
纵观中国史学发展史，历代史学家都十分注意史学著作的生动性，并且认为这是关系到它们能否传之久远的大问题。如果《史记》没有很高的历史文学成就，很难设想它被正统派目为“谤书”之后，还能在《汉书》学兴盛之后再度复出、流传。同时，史学著作在历史文学上的成功，能使史学深入社会，普及到广大的民众中去，不仅在传播历史智慧、历史知识、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上收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也能较大地改变史学受到漠视、冷落的局面。因此，不论从史学的发展过程看，还是从史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看，深入研究历史文学及其细节描写，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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