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要创作《我的法兰西岁月》――邓小平的青年时代时，绝没有想到这将对我以往所有的创作，是一种告别。当我开始面对上个世纪20年代邓小平的法兰西岁月时，我突然觉得我面对的是云锁雾绕的高山。高山仰止，难以把握，只有走进邓小平的青少岁月，感受到他，才能准确地艺术表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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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在邓希贤身边，成长了一批后来的革命伟人。他们在法国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创建了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那些年轻的“盗火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那些青年人，像耀眼的星辰，闪烁在夜空。我把周恩来、赵世炎、张申府、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蔡和森、蔡畅、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三等人在法兰西的革命活动构筑成剧作的纬线，把邓希贤同他们的关系构筑成剧作的经线。在此经纬线交叉的情节背景下，凸显邓希贤的精神风貌、性格特征和心路历程。
伟人既是历史的，又是未来的；既是具体的，又是超越时代的。我在刻画具体历史时空中的邓希贤时，注意真实地描写他的性格发展过程，命运变迁过程，心路变化过程。邓希贤在法兰西生活的五年时光里，他的人生命运经历过“求学――求生存――求真理”的不同阶段；他的精神世界历经“热望――幻灭――求索――立志――奋发”的不同阶段。他满怀求学之志、一腔报国热忱来到法兰西，满心以为能学到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的本领，能在法国的学校里实现自己的宿愿。不料他很快就被现实的命运推向谷底，他没有经济力量维持学业，在法国五年时光里实际上他只在学校读了五个月的书，俭学的梦想很快破灭，勤工之梦随即也落空。“二战”之后的法国，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无工可给中国学生。在艰难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一些赴法的中国留学生，有的精神沉沦，有的绝望自杀。这是真实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少年邓希贤的热望破灭了，热望幻灭中的他在痛苦的沉默中艰辛地寻找与求索命运新路。
邓希贤之所以是邓希贤，在困境乃至绝境当中，少年的他磨砺出过人的忍耐力和坚韧性，历练出过人的求生欲望与能力，显示出过人的豁达与乐观，这和后来历经三次历史磨难、三度辉煌复出的邓小平遥相呼应，有其历史的意味和必然。此乃性格使然，精神使然。在法兰西困境中，求生存的邓希贤，遇见了志存高远、才华横溢的周恩来。这种历史的偶然相遇改变了邓希贤一生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命运。我在剧作中用相当多的笔力描写邓希贤和周恩来的相识与相知，展示他们在为共同的理想并肩战斗中结下的动人的友情。
如何和公众当下的审美取向对接，对我来说，是又一个至关重要的考验。当下的青年追逐偶像，我创作此剧的一个雄心就是要为青年树立另一种青春偶像――革命青春偶像，那就是青年邓小平。基于此，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法兰西岁月》必须展示让青年喜爱的，让他们有认同感亲近性的，生存于具体历史时空中的邓希贤形象。
我在剧作中打通一条情感通道，那就是邓希贤、邓绍圣和纪德明三个又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友情，他们聚散离合，贯串全篇，构筑成全剧的情节支架。这一是为了强化情节完整性的需要，故事咏叹性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集中展示一代赴法勤工俭学生的精神与情感走向。我让老年邓小平对自己法兰西岁月的回顾思绪缭绕全剧，统领全剧，以此带领观众去认识那段历史，认识一代伟人轰轰烈烈的革命青春。全剧由邓希贤乘法国邮船起篇，到邓希贤和两名战友在法国警察的搜捕中昂然离开巴黎，以此落幕。这种首尾呼应的环式结构，既是为了强化剧作整体结构力量，也是为了创造一种历史的意味：50年后，巴黎机场，法国军乐队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法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踏上了红地毯，希拉克总理代表法兰西民族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欢迎他历史性的造访。
我创作《我的法兰西岁月》，接受了一番灵魂的洗礼。重读伟人，重读革命，重读那一段岁月，仰望那一时期由青年革命家缀满的璀璨星空，我感慨万千。我所有的感怀尽在剧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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