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精图治勇攀高峰
王雨三
从1970年到2003年,我与马老师共事33年,共同创建了哈工大激光技术专业,也就是现在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30多年里,我们即是合作默契的同事,又是互相尊重的挚友。
白手起家,苦
干实干
激光从1960年出现以后,由于它的优异特性,迅速被各国所重视。马老师敏锐地预见到,激光在国民经济各方面,尤其是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国家也会需要大量激光方面人才,所以马老师在1970年末就提出创办哈工大激光专业。
面对激光这个陌生的领域,马老师身体力行,去图书馆查阅外文资料。当时正是“四人帮”猖獗的时候,马老师又刚刚从“牛棚”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去阅读外文资料,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在省图书馆的外文资料室,马老师总是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一呆就是一天,往往直到图书馆关门。
专业创办之初,我们困难到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马老师却没有气馁,带领我们从零开始,到处想办法。第一台示波器是马老师和几位教师从一堆废旧的物资中拣回来的,连示波管都没有。现在我仍然清楚的记得我们几个人和马老师拉着车,到哈尔滨郊区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买旧蒸馏水玻璃瓶的事,那年的冬天特别冷,那天还下着雪,路特别滑,在来回的路上,我们大家争着“驾辕”,马老师不肯,尽管他比我们大十几岁,但是他却抢在了我们的前面。风雪交加的路上,马老师两手紧紧地握住车辕,拉紧绳套,一步一滑,脸上淌着汗水,浑身冒着热气,还不时地与我们开着玩笑,他说 “我是老马,老马识途”,“老马驾辕,稳当！”其实,马老师那时就有心脏病,只是我们年轻,对病没有体验,现在想起来真后悔,我一直在和自己说,早知道他有病,说什么也不会让他去干那种累活呀！
瞄准前沿,追求一流
“建一个高水平、为国防光电子武器服务的研究基地”是马老师终生非常强烈的愿望。1994年申请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立项时,马老师充满激情地对我们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出国际前沿的工作。”从1994年到1996年,短短的两年时间,实验室就顺利地通过了验收。光学界的泰斗、两院院士王大珩在参观我们实验室的时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某些西方国家同类单位相比,他们也不过如此。在国内,激光介质研究你们是唯一的一家。只看你们的文章与亲眼看看你们的工作可大不一样。你们可以召开国际专业性会议,让人家知道你们。你们可以再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奖。”现在,重点实验室的固定资产有3000多万元,面积2600平方米。
在我们激光专业发展的30多年间,马老师始终高瞻远瞩,把学科的发展定位在国际前沿水平上。他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要建一个有特色的专业,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与世界科技界有同等对话的权利。”尤其是80年代马老师回国以后,经过不断的探索和积累,马老师为我们激光学科凝炼出五个研究方向 激光新介质光谱与可调谐激光;非线性光学技术及应用;短波长激光、X光激光;激光空间信息技术;红外激光技术。在这些方向上,我们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在马老师的带领下,哈工大激光专业成立以来,共获得5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表明了我们的学术水平,这50项中的大多数都渗透着马老师的新思想。我们首先观察到新的荧光谱区17项,获得新的激光震荡有10项,新观察到的非线性效应有7项,这些研究工作都受到了国际瞩目,被美国前光学学会主席补充在他所编著的《激光手册》中,其中部分工作已收入到《中国激光大事记》。我们的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省部级奖28项,鉴定成果21项,获国家发明专利13项,发表论文750余篇。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和王大衍院士对马老师的一生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路院长评价“马祖光院士是我国著名光电子技术专家,长期从事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和非线性光学及应用研究。他在该领域创造了多项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并对国防光电子应用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为促进光电子技术的发展也做出了系统的开创性的贡献。”
王院士评价“祖光院士是我国从事激光研究从基础理论导出现实激光成果的少数先驱者之一。祖光院士为现代光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青年时代的马祖光
爱国爱党甘于奉献
马洪舒
我从1962年起开始采访马祖光老师。在我的采访本上记载着马老师许多平凡而朴实但却感人肺腑的话语,他那骄人的业绩、人格的魅力及其闪光的思想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1978年,马祖光作为首批访问学者被派往德国汉诺威大学,在激光领域的前沿阵地上开展了研究工作。他在国际上第一次发现了新的近红外连续谱区,把一面五星红旗插上了又一座世界科学高峰。
根据自己阅读的大量文献以及本人深厚的理论知识,他选择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课题。
这是激光领域的世界难题。
马祖光选定了这个课题后,在实验室里却受到工作条件的限制。别人白天使用实验设备,他只能在早9点上班以前,晚6点下班以后做实验,这正是人们休息的时间。
工作条件的限制和压力反而使马祖光的工作动力更足。他已不是风华正茂的青年,52岁的马祖光,像年轻人一样拼命地干着。为了延长实验时间,他把早晨的工作时间一再提前,把晚上下班的时间一再拖后,一干就是半夜。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他的睡眠时间缩短再缩短,一日三餐,也压缩成两餐。为了节省时间,节省资金,他经常吃清水挂面。
7月12日午夜,连续苦战了5昼夜的马祖光眼睛都熬红了,他紧紧盯着各种仪表。记录仪纸带缓缓地移动着,描画出钠双原子分子跃迁产生的各种谱区。
突然,在独态跃迁产生的强峰之前,出现一个新的“峰”。通过仪器读数和计算,这不正是各国科学家梦寐以求的近红外连续谱区吗？
顿时,马祖光像指挥员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整个汉诺威城一片寂静,人们早已进入梦乡。马祖光轻快地步行回到住处已是凌晨1点。他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鸡蛋煮挂面,一边吃着一边顺手打开身边的收音机：
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7点的新闻节目。
听到祖国的声音,马祖光感到格外亲切。在马祖光的科研生涯中,他和伟大的祖国共同迎来了一个新的曙光！
马祖光在德国作访问学者期间揭开了新光谱的奥秘。德国人认为,马祖光做出的成果是用德国的实验设备,所以在马祖光发现新光谱写出第一篇论文时,他们把马祖光的名字放在第三位。马祖光坚决不干,据理力争。马老师回国后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对我个人来说,那是无所谓的事。但在这里,我是中国的代表,我一定要为国争光！这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中国！”最后,德国汉诺威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写了这样的证明：“发现新光谱完全是中国的马祖光一个人独立做出来的。”
马老师在德国作访问学者期间,为了节省时间,节约外汇,共吃了150多斤挂面。他所节约的外汇1.1万元马克,全部上交给国家了。那个时候,一般大学教师的月工资才只有56元人民币。这一万一千马克相当于一位大学教师20年的工资啊！
在我20年前的这个采访本上,记载着1985年采访时马老师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我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了,就像蜡烛要燃尽一样,我这个蜡头不高了,真正能干一番事业的年头已经不长,所以我要尽量燃烧。”
马老师虽然走了,但是马祖光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马老师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相濡以沫真爱永恒
陶丹梅
马祖光是科学家,也是普通人,他有着一颗平常心。
马祖光和妻子孙悦贞是山东大学物理系同班同学,孙悦贞是全班30名学生中惟一的女学生,在她眼里,刚入学不久的马祖光虽然穿着一件大得不合体的衣服,脚上穿着一双露着脚趾头的鞋,但却表现出一副傲骨。在这之后的一次考试,全班同学只有4人及格,其中就有马祖光和孙悦贞。从此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功课。1950年,他们双双来到哈工大,在研究生班学习。孙悦贞说：“当时我和马祖光对新中国、对共产党都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都喜欢世界名著和世界名曲,同样的爱好,同样的志趣使我们一步步走近了。”
孙悦贞跟随马祖光来哈尔滨不久,就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70年代初,他们本来有机会去关内工作,换个好一点的环境,但马祖光说,哈工大领导找他谈了,要他留下,他是党员,要听从组织安排。于是,马祖光服从了党组织,孙悦贞服从了丈夫。
“文革”中,马祖光和妻子生死相依,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
马祖光家的生活条件并不好,在这种情况下,马祖光还把出国省下的钱交公,用开国际会议补贴的美元给实验室买仪器,把作为“863”领域专家得到的津贴分给同事。这些事,孙悦贞都知道,但无论家里怎样困难,孙悦贞都没阻拦过马祖光这样做,因为她了解丈夫的为人。
亲情,是一种真诚的爱,是一种相知相伴的爱,是一种默默付出而无所求的爱,也是对亲人负责一生的爱。孙悦贞说：“做马祖光的妻子,这一辈子满足了。”
1997年,孙悦贞住进了医院,医生怀疑她得了骨癌,这使马祖光和孙悦贞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马祖光实在没有时间总陪在医院里。为了不让妻子寂寞,为了减轻她的痛苦。马祖光回到家,含着泪给妻子录下了自己唱的英文和俄文歌曲,这些歌都是他们平时最喜欢唱的。病榻上的妻子听到了丈夫的歌声,感到了丈夫就陪在自己的身边。
从那以后,孙悦贞站不起来,也坐不起来了。马祖光无论多忙,也一定要自己亲自照顾妻子,亲自给妻子洗澡,洗头,做饭,每天给她量血压,测体温,并做记录。家里吃鱼时,他总吃鱼头和鱼尾,经常是让来让去……
马祖光对妻子说：“我工作再忙,也要为你做点儿事,我不能杀妻求将啊。”孙悦贞说：“老马为我订了六七种报刊杂志,我虽然在床上,但国家大事都知道。为了给我解闷儿,他有时跟我开玩笑,给我起外号,说我是‘老天真’、‘马列主义老太太’、‘宇宙总统委员会主席’。
孙悦贞说：“老马虽然很忙,但我能感到他总在找机会陪我。晚上,老马烫脚,他心脏和腰都有病,蹲不下,本来可以在水龙头边不用弯腰,站着洗,但他还喘着、晃晃悠悠地把盆端到我的床边,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左右脚地互相搓着。
为了陪妻子,马祖光经常在妻子的房间看书。这些年,孙悦贞经常看着马祖光读书时的背影,这个背影让她感到了丈夫的温暖。
住了18年阴冷潮湿的大板楼,2001年,他们搬进新家,房间多了。马祖光为了让妻子开心,买了一个能推着走的活动床,推着她在每一个房间转了转。孙悦贞说：“老马满心希望能用这个车推我出去晒晒太阳,但他忘了自己的心衰已经很重,他没有力气,也没有时间推我出去了。他在外面留给学生和同事永远是精力充沛的样子,其实回到家,他真的就不行了……”
妻子站不起来,是马祖光的一块心病,他不止一次对孙悦贞说：“我的心脏病越来越重,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哪怕有一点儿希望,我也要努力,让你站起来。”2003年7月14日下午,马祖光亲自去北京为妻子找医生,走前对妻子说：“15号晚上,我就从北京回来,回来前给你打电话,你就等消息吧。”可15日上午,马祖光手握着妻子诊断的病历和片子,倒在北京通州结核病医院里……
马祖光每次出差,每天早晚一定给妻子打两次电话,可这一次,妻子等呵等：“老马从来说话算话,怎么不来电话呢？”她开始给他的同事打电话寻问。王雨三老师说：“当时,我们搪塞着,支吾着,把这个噩耗告诉一个瘫痪在床,等着丈夫给她带来希望的病人,我怎么忍心说出口呢？”
马祖光走了,孙悦贞在给丈夫的挽联中写道：“祖光,一路走好,我永远和你一路同行。”她让儿子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把丈夫的骨灰抱回来,安放在家里,她想让丈夫永远生活在家里。她说：“如果老马有灵魂,他一定能感到我陪在他的身边。”
马祖光家里养鱼,养花,现在孙悦贞还像以前一样,常常喊着：“老马呵,来看看鱼,看看花吧！”
这就是马祖光和妻子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却乐观、充满爱的生活,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与妻子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一段亲情。
厚德博学大师风范
陈德应
人们常用“天鹅项下的明珠”来比喻冰城哈尔滨,对于我来说――一个远在福建的学子,吸引我的不是这座城市的美丽,而是先生的名字――马祖光。
记得1983年,我当时还在读高二,在报上看到马老师在德国首次做出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的工作,我为马老师献身科学、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所感动。1984年,我有幸成为哈工大激光专业的学生,开始在马老师的教育、指导下,学习和工作生活。
学识渊博,孜孜不倦
先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学识非常渊博,不仅限于物理、光学领域,也非常精通机、电、材料方面的知识,而且还爱好文学、音乐,尤其喜欢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有一次说起音乐,先生讲起上大学时为了买《天鹅湖》唱片,凌晨起来排长队等候的情景。他曾对我说,“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应该爱好广泛一些,音乐不仅会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还会给人带来灵感,因为自然科学与音乐一样,都具有和谐的美”。
因材施教,治学严谨
在我们的记忆中,马老师似乎只有两件永远让他做不完的事,一个是科学研究,另一个就是培养人才。
1991年我又考上了马老师的博士生。在安排我的博士课题时,马老师给了我七个课题,他只是简单地说“我给你七个题目,给你两个月时间调研,然后提出你的看法”。当时,我心里有些想不通,因为一般的导师都只给学生出一个题目,学生只要在导师指导下、沿着导师提出的研究方案去做就行,也比较轻松。可是马老师却给我提出了这么多的课题。
后来经过调研,我把调研的情况向马老师汇报。看到我选定“激光感生碰撞过程的理论研究”作为博士课题,马老师异常高兴,他说：“你知道,我之所以给你7个课题,主要是想看一看你的判断力,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前沿性的课题,我也希望你做这个课题”。
我们平常见到马老师对学生总是那么和蔼可亲、面带微笑,不轻易批评学生。但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在科研工作中不严谨、不科学,马老师就会很生气。有一次,在做光学实验中,由于光学调整架高度不合适,我就用书本垫,马老师看见后非常生气,他说：“你知道,书是有弹性的,垫在光学调整架下面能稳定吗 你做出的结果还能可靠吗？”“要让我们做出的结果能经得住别人的推敲,就要养成严谨的科研习惯,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么干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受到马老师的严厉批评。
马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他经常亲自参加博士生的实验,要求学生：“一定要有创新成果。试验结果不能光听,一定要亲自去做。”2002年,我们要做一个激光大气传输的实验,为了避免激光打到居民楼以伤害他人,实验要从夜里11点开始。那时,马老师已经74岁了。我们都劝他回家休息,可是他坚决不肯,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凌晨6点钟,实验做完了,他才疲惫走回家。
甘为人梯,提携后人
马老师非常注重队伍的培养,为了让青年人尽快成长起来,他甘愿给我们做人梯。
2002年11月，211工程立项的时候,马老师提出利用一种新的能源来泵浦产生激光,并提出了研究方案,在项目论证时,要对能量的转化效率进行论证,由于涉及的知识领域多,论证工作遇到困难,我把情况向马老师作了汇报,马老师没有说什么,第二天把一个详细的论证过程交给了我,我在高兴之余,心里也有几分的心酸 先生昨天一定是查找了大量的文献,也许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当我把论证报告写出来的时候,我把先生的名字放在第一位,可是先生却坚持要把我的名字放在第一,而且态度非常坚决。
在取得成果的时候,无论报奖,还是发表学术论文,我们总把马老师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可是先生总是坚持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在我发表的所有论文中,马老师的名字都是在最后。在2002年6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论坛上,我们有一篇论文被录用,这个工作是在马老师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但在署名时,马老师却坚持说：“论文的作者就是你自己,不用署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不重要,我们的事业更重要。”
正是马老师的无数次的让,才有我们一批年轻人的“上”。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
先生是严师,更是慈父,无论我们谁有困难,先生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我们。
1993年,我结婚时博士还没有毕业,由于路途远,我的家人都没有能够到场,先生知道了这种情况后,主动提出要给我当主婚人,令我和爱人非常感动,我们都知道,先生是一个不爱热闹的人,但为了我,他来了。
马老师给我们的帮助是无私的,可是,他自己却从来不想麻烦身边的人。2003年春节,马老师心脏病又犯了,保姆小马回家了,他就在家里坚持着不告诉我们。一直到保姆回来后,发现马老师心脏病非常严重,我们才把马老师送到医院,医生责问他：“怎么来这么晚,再晚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当时,我问马老师：“您怎么能对我们隐瞒病情呢？”,马老师说：“大过年的,如果我去住院,要麻烦同志们,大家过不好年。”
熟悉马老师的人都知道,先生从不在意物质生活。马老师的生活标准出乎意料地低,有床睡,有馒头吃,有几件衣服穿就行了。平常的生活中,马老师的穿着异常朴素,冬天一件羽绒服,夏天总是穿着一件旧的衬衫,春秋则是一件蓝色的中山装,衣服破了,打上补丁还继续穿。
2003年7月15日,噩耗传来,我们几位学生赶到北京,看到马老师走的时候身上还穿着那件蓝色带补丁的中山装,我们泪如泉涌,默默地给他换上了一套新西装。心想,也许这是先生穿过的一套最好的衣服了。
在北京的那段日子里,我仿佛不是生活在现实中,总有一种感觉,先生只是休息片刻,他还会醒来,我们每天都要到医院里看望先生2－3次,几乎每天在夜里一两点都要去看先生,每一次,我都有一种期望,希望他醒来。
马祖光在科研、教学工作中非常重视实验的作用。在学生做实验的过程中，他总是坚持在现场指导、观察，不允许出现任何偏差。在他的一生中，实验室是他最看重的地方，他常常盯着学生做实验，一直盯到凌晨。他的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同事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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