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独”本义新证
廖名春在《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撰文认为，“慎独”说在儒学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但从郑玄、孔颖达、朱熹以至王栋、郝懿行、王念孙，其解释莫衷一是，近年来由于出土资料的发现更引发了新的争议。该文在王栋、刘宗周、王念孙、凌廷堪、梁涛
论自爱
肖群忠在《道德与文明》2004年第4期撰文认为，自爱是美德伦理学的一个基础性范畴，表达着人的一种最重要的基础美德。自爱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但主要是两方面，即爱肉体物质的自我和精神道德的自我。自知、自主是自爱的基础，自卫、自尊是对自爱的维护，自立、自强是自爱的行动，自超、自善是自爱的目标，而自控、自由才是自爱实现的舵手、航向以及所要达到的自爱的境界。如何在道德生活中激发、追求、实践、保护人的自爱心理品质，是美德伦理学和道德教化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
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王春福在《学术交流》2004年第8期撰文指出，人类的理性可以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形态。在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分析中，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导致理解上的偏颇。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进行科学界定，是公共管理面临的重要任务。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客观制度性责任和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主观伦理性责任，本应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和价值理性的沦落而被割裂。客观制度性责任的主观化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客观化，是其重新统一的根本途径。当客观的制度性责任通过服从、认同和内化的路径，成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观的伦理性责任通过道德立法和角色社会化的路径，客观化为一种负责机制的时候，二者就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为公共政策实践服务。
解读古代中国的“忧郁感”
顾彬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撰文，讨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忧”、“愁”和“忧患意识”等的文化内含，及其与现代西方文化中相关概念的差异。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忧郁”（melancholy）是西方文化进入现代历史运动中的产物，科学的发展和人与宗教的分裂是忧郁产生的两个基本根源；尽管古代中国有这些情感色彩相近于“忧郁”的概念，但由于中国封建文化的独特背景，它未具有现代性文化内含的“忧郁”观念。
什么是应用伦理学
甘绍平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8期撰文认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在于分析现实社会中不同分支领域里出现的重大问题的伦理维度，为这些问题所引起的道德悖论的解决创造一种对话的平台，从而为赢得相应的社会共识提供伦理上的理论支持。应用伦理学的目的就在于探讨如何使道德要求通过社会整体的行为规则与行为程序得以实现。
老子的“为道”及其在实践中的精神境界
周山在《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撰文指出，“道”是子学思潮中涌现出来的第一个概念，也是子学思潮乃至以后二千多年中国学术史上最核心的概念。老子关于道“先天地生”的阐述，将“天神”彻底清除出场，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老子不同于一般学者满足于“闻道”，他更注重“为道”，在实践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老子以“道”为核心的概念系统中，“德”是“道”体现于万物的属性、规律；人的德性，因“心”的缘故而分为自然而然的展现即“上德”与刻意的展现即“下德”两种。老子关于上德、下德、有德、失德等的分析，是对“道”的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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