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的歧异与会通》
张再林著
人民出版社
张再林先生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在此之前，他出版了《弘道――中国古典哲学与现象学》（1991年）、《治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1993年）、《中西哲学比较论》（1996年）、《我与你和我与它――中国社会本体论比较研究》（1999年）等多部著作,在知天命之年推出了又一部新作――《中西哲学的歧异与会通》。
关于自己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缘起，张先生坦言：“与其说是由于一种知识论的致思兴趣，不如说是更多地一种切身的存在主义式的忧患意识，存在主义式的生存反思。”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张先生寻求自身生命与心灵安身立命的真诚，也可以看到对民族文化精神命运的承当。
尽管张先生以对民族文化命运的存在主义式的忧患和反思为出发点，可这并没有影响他豁达平常的心态，他公允地看待中西文化传统各自的长处和不足，他也不仅仅是在为“中国的”文化寻求出路，而是一种心怀天下的对生命本身的对话与追问。他说：“中西哲学的比较已不再是以个别民族为单位的微观比较,而是基于普遍人类族类的立场的宏观的比较，其所涉的思考也不再是一种专业化的、技术性的思考，而是一种浸濡着生命感和历史厚重的攸关整个人类命运的根本性思考，即担荷起人类终极关怀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考。”有了这种精神，他的研究便不会拘泥于一家之说，也不会不痛不痒地就事论事，而是直接深入人的生命本身，面对本真的问题。
也正是从这样的目的出发，中西各种哲学流派和观点在张先生笔下都运用自如、通行无碍的。不论是中国的孔孟、佛老、程朱、陆王，还是西方的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解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等等，在张先生看来都只是进行对话、探求真理的种种“方便”，它们都从某种角度和程度有助于我们认识中西哲学的异同，但绝不能构成我们局限自己思维的束缚。张先生常常用“上楼撤梯子”的比喻提醒学生，不要被各种玄妙宏大的哲学理论搞得晕了头，这些哲学理论并不是那真理（或“道”）本身，只是帮助我们接近那真理的“渡船”。
所以张先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侧重点就不在于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而是寻求它们之间的会通，并期于实现对普世性的类哲学的体悟与认识。他说：“无论二者（即中西哲学）所表现出的历史上的取向多么不同，它们都最终异流而通源、殊途而同归地终于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大一’生命的不息流行之中。”
这样张先生就指出了一种非中非西的“第三条道路”，或者如他本人称呼的“消解比较”的文化观。首先，这种文化观并不“反对文化上的多元论，而是在希冀根除文化上的不宽容主义的同时，旨在捍卫实际上为每一种文化、也为每一个人所共支撑和共同依据的类的普遍价值、类的普遍理想之无上尊严。”其次，张先生坚决反对人为地“构建”一种新文化或新哲学，它是在不同文化和哲学的真正有效的对话和交流中自然地呈现的，张先生自己说的：“文化作为一种语言的建构，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不断交流中使自己赖以成立，在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接纳中维持了其活的生机。”
正是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张再林先生的《中西哲学的歧异与会通》一书涉及了中西之间本体论、认识论、美学、宗教、语言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的比较，而且透过对诸如现象学、舍勒哲学、对话主义哲学、日常语言哲学、施特劳斯哲学、阿佩尔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等众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深入解读和思考，来重新解读中国哲学，并在一种中西哲学的互动中揭示中西文化会通之旨。细读张先生文章，深感视野开阔、观点独到而充满洞见、行文优美流畅、引证翔实，不禁为他的学识和睿智所折服，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字中浸润着生命的气息与质感，这些文字直接引领我们去触动和遥契那无名状的真实。那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精神愉悦，又是一种庄重的终极追问！张先生的文字同时洋溢着浓厚的“民胞物与”、“心怀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读来自然与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诗话哲学又大不一样，他的哲学思考不是对自己和社会生活的旁观式的指手画脚，而是与现实群体生活血肉相联的阅历与反思，所以读起来没有那种“隔阂”，而是沉甸甸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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