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孔丘、孟轲等人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成为显学，在经历了秦朝的短暂沉匿之后，到汉代成为唯一的正统学说。儒家典籍《诗》、《书》、《易》、《礼》和《春秋》被称作“五经”，成为国家全部思想与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指针，成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法典。正如班固所言：“六艺 五经加上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兴于邹鲁洙泗的儒学就不断西渐。及西汉定都长安，在那里聚集了一批儒生，长安成为当时儒学研究传播的中心。河洛地区位于儒学的发源地―――齐鲁地区和新兴的经学中心―――关中地区之间，儒学得到了迅速发展。西汉河洛地区的儒学研究和传授已蔚成风气。不仅有许多士人学习，钻研经学，而且还有不少人以一经名家。
先言《礼》学：瑕丘 今河南濮阳东南 人萧奋以明《礼》至淮阳太守，传其学于孟卿，孟卿再传于后苍。后苍著《后氏曲台记》，传授于梁国 今河南商丘 人戴德 大戴 、戴圣 小戴 。戴德为信都太傅，其弟子徐良为博士，家世传业；戴圣曾以博士论石渠，授学于梁国人桥仁、杨荣。桥仁为大鸿胪，家世传《礼》，杨荣以学至琅邪太守。于是《礼学》大戴有徐氏学，小戴有桥、杨氏学。
再说《易》学：汉初，洛阳人周王孙与梁国人丁宽向杜陵 今陕西长安县东北 人田何学《易》。周王孙研习古义，著《周氏传》。丁宽读《易》精敏，学成后东归洛阳，又从周王孙学，作《易说》三万言，授同郡人田王孙，田王孙再授施雠、孟喜与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可见周王孙、丁宽和田王孙三人在《易》学传承方面贡献卓著。此外，又有东郡 今河南濮阳 人京房，从梁国人焦延寿学《易》有成，其学人称《京氏易》，传授河南 今洛阳 人乘弘。西汉时《大戴礼》、《小戴礼》与《京氏易》都立于学官，设置博士教授弟子。
在《尚书》学方面 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晁错曾从伏生学习，梁国人陈翕生一家世传《欧阳尚书》，形成了“欧阳陈氏学”；陈留 今河南开封东 人假仓研习小夏侯《尚书》，曾以谒者的身份参加长安石渠阁会议，于是形成“小夏侯贾氏学”。东郡人赵玄师从宽中学《尚书》，洛阳人贾嘉也以能言《尚书》著称。
在《诗》学方面：陈留人许晏师从张游卿学习《鲁诗》，形成了张家许氏学；颍川 今河南禹州 人满昌随匡衡研习《齐诗》，转授门生，徒众尤盛；河内人赵子师事韩婴学习《韩诗》，转授同郡人丞相蔡谊，蔡谊再授同郡人食子公和王吉，王吉为博士，于是《韩诗》有王、食之学。
在《春秋》学方面：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吕布舒师从胡毋生，淮阳人冷丰师从颜安乐，颍川人堂溪惠师从贡禹，学习《公羊春秋》，颍川人孙宝亦习之。汝南人翟方进从尹更始习《谷梁春秋》，官至丞相；梁国人周庆、丁姓二人师从荣广习《谷梁春秋》，皆为博士，待诏保宫。洛阳人贾谊研修《春秋左氏传》，为之作训诂，授赵人贯公；尹更始传《左氏》于子尹咸及翟方进、胡常，刘歆又从尹咸及翟方进学，胡常授黎阳（今河南浚县）人贾护。因此汉代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由此可见贾谊、翟方进、贾护等人在《左氏春秋》学传授方面的贡献。
总之，西汉经学在河洛地区迅速传播，研习教授者甚众，出现了以《礼》学名家的戴德、戴圣及大、小戴礼学，以《易》学名家的京房及京氏易学。它如周王孙、丁宽之《易》学，陈翁生、假仓之《尚书》学，许晏之《诗》学，食子公、王吉之《韩诗》学，贾护之《左氏春秋》学，在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
东汉时期建都洛阳。光武帝刘秀“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由太常总领之。明帝亲自正坐讲经，诸儒执经问难于前。章帝建初年间，亲自“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五经同异。”（《后汉书・儒林传》），东汉皇帝对经学的提倡，导致经学兴盛，“学者偎杂”，洛阳成为经学教育研究的中心，地处京畿的河洛地区经学最为兴盛，治经者比西汉时更多。东汉时河洛地区除了专攻一经的学者外，还出现了博通诸经的通儒，如河南开封人郑兴，少学《公羊春秋》，又明习《左传》、《周官》。其子郑众少从父学《左氏春秋》，著有《春秋难记条例》、《春秋删》，又兼通《易》、《诗》，为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家。郑兴父子打破了古文经和今文经的藩篱。还有不少兼通五经者。如汝南召陵（今河南偃城）人许慎撰《五经异义》传世，有“五经无双”之盛名。汝南南顿 今河南项城西南 人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著录多达万六千人。曾在殿中讲论五经异同，甚合顺帝旨意。
东汉时期的经学教育也更为普及。都城洛阳所在的河洛地区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系统。在洛阳宫廷中有太子诸王及小侯学，乡聚有庠序，郡县有学校，都城洛阳有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太学创立于西汉时，但博士弟子人数较少，东汉时期扩建校舍，增加弟子员，最多时达三万人。各派学者为了一己之利，不惜私改经书文字。熹平年间，朝廷下令正定五经文字，由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人蔡邕书丹，刻石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作为经书的定本，人称“熹平石经”或“一体石经”。
东汉后期，不仅一位经学家兼通数经，而且今文和古文两家的藩篱也被打破。郑玄兼通今古文，遍注群经，融今古文为一体，成为经学的集大成者。经今古文学统一后，经今古文斗争随之止息，谶纬神学也宣告结束。东汉末年，经学本身已发展到顶点。除了党锢之祸对经学的摧残外，汉末郑学亦大兴，“经学至郑君一变”，遂“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皮锡瑞：《经学历史》）。
总之，西汉时期河洛地区经学迅速传播，不少学者专攻一经，其佼佼者能以一家之学擅名海内，为经学的发展作出贡献。东汉时期河洛地区成为全国经学教育和研讨的中心。由此可见，汉代河洛地区经学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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