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在深层次上涉及到价值观问题，需要作出价值观的解读。
首先，科学发展观提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其必要性在于人对自然的开发已经破坏了自然的平衡，自然不仅难以保证人的欲望，而且还可能发生系统的崩溃。从这一现状出发，如果简单地把“以人为本”理解为满足人的一
从人的现实分化、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来说，“以人为本”也必须有前提限制，不能认为可以同等程度地实行之。换句话说，“本”在不同的人身上应当有不同的体现，特别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肯定历史主体力量的人性要求和愿望，如果只讲抽象的“以人为本”，那只能使少数人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剥夺大众的人性权利。事实上，我们的“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首先要解决的人性待遇问题是针对当前社会的困难群体的，这里的人本来就不是抽象的人。
具体说来，对于物质上已经富有的人，要通过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将他们从物化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意识到消费主义对人类的毁灭性后果；而对于处在贫苦状态中的人来说，要肯定他们的适度的物欲追求的合理性，不能让他们长期生活在困境之中，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培育他们的精神追求，同样给以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对人的需要、欲望有所区别、有所取舍的态度，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取向的科学性基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埃德加・莫林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提出了“超越发展”的重要观点，对传统发展观进行了反思。作者指出，发展作为一个重要词汇被纳入了联合国的语言，20世纪后半期的所有思想性经典都涉及到发展。这里，所谓“发展”主要指经济的发展，发展成功即发达，所以才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分。那么，为什么要“超越发展”呢？作者认为，“发展”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完全是一种神话：社会进入工业化后便可实现福利，缩小极端的不平等，并给予个人尽量多的幸福；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简单化的观念：经济增长是推动社会、精神、道德诸方面发展所必要的和足够的动力。”然而，在“发展”的现实过程中，“神话”和“简单化观念”不断地产生出问题和矛盾来：随着工业化对自然的作用，全球生态环境愈益恶化，“人类正在把地球机能的防御系统一个个破坏掉”；在国际关系中，尽管全球都在讲发展，但南北之间的差距却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发达国家以25％的人口占据了世界75％的能源；大国垄断着高科技，甚至还掌握着认知权力和操纵着物种遗传资本；贫穷世界的灾荒、饥饿却层出不穷，不仅要在经济上受到发达世界的剥削，而且还要忍受发达世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迫，等等。因此，作者提出，“发展的目标应当从属于另一些目标。”这些目标是：“真正地生活，更好地生活”，“意味着在理解、团结和同情中生活，在不受剥削、辱骂和歧视的条件下生活”，“发展的目标涉及到伦理方面的迫切需要。经济因素应受到控制，并把人类的和伦理的标准作为目标。”“发展主义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理性化造成的结果”，因此，“应突破和超越为发展制定方向和标准的西方的经济、文明和文化模式”，这实际上是对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等于西化这一观点的批判。事实上，传统发展模式在全球的蔓延，正是西方文明扩展的后果。
从冷战结束十多年以后的历史来看，世界不仅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平静起来，反而四处烽烟，冲突不断，前景令人担忧。我认为，问题并不如亨廷顿所说是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同一发展模式在全球的普遍化造成的后果。因为，这一无限追求经济指标的发展模式使所有的发展问题向一个瓶颈口集中，既加剧了各个国家、地区内部的分裂，也加剧了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分化，特别是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地缘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
意识到“大众高额费社会”难以成为现实，国际社会对发展观不断作出修正。1990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年鉴中，提出了人文发展指数，指出社会发展应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1995年世界发展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的观点。应该说，这种共识在理论上标志着传统价值观正在走向尽头，人类不得不选择由“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本”价值观支撑的科学发展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称得上“科学”，就在于它一方面是从中国问题出发的，另一方面又有着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汲取了全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其现实和历史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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