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知同志去世一年后的9月26日,在他的坟墓前,中央新闻媒体采访团一行二十余人,面对鲜红的党旗,再一次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
是什么,让他们以这种庄严而神圣的形式,对一位普通的基层党员表示深深的悼
周国知说：“熊主任,我没力气照相了,我教你,你去拿相机……”
大山里的人太苦了。一些乡亲还居住在茅草屋或岩洞里,他们的理想就是盖一所带青瓦的木板吊脚楼。2003年元旦,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领导发出“一定要把全州的茅屋岩洞尽快消灭干净”的承诺,社会方方面面被发动起来,各方捐款很快达到280多万元。
3月23日,宣恩县召开民政会议,正式下达“消茅消岩”任务,要求在当年12月1日之前完成。椿木营乡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消茅消岩领导小组”,具体事项由乡民政办负责。实际上,乡民政办只有周国知一个人。周国知既兴奋又感到压力巨大,这是群众的愿望,何尝不是自己多年来的愿望。周国知明白 这是党和政府利用“消茅”,增强山区的造血功能,让乡亲们尽快致富。
按照规定,各地要对茅棚岩屋,进行一次全面调查,登记注册,签订合同书。在椿木营乡周国知纪念室,记者看到,在全乡127户《特困户住茅草屋、住岩洞、无住房登记卡》上,详细写着 户主姓名、家庭人口、家庭住址、住房类别、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等。余下的两格空白,上格张贴旧房照片,下格是新房建成后补拍的照片。这是一项费时费力,十分细致的工作。
挖断山村是椿木营乡最穷的村之一,182户720多人生活在海拔1780米的山坡上。早在1992年,周国知就跑遍了山村每个角落、每户人家,所有贫困户、残疾户、缺粮户都在他的脑海里。“消茅”工作启动后,周国知来到挖断山同乡民座谈,一天下来,“消茅”名单上不到20户。周国知认为绝不止这个数,决定一户户去看。
近三四年，周国知一直胃疼，偶尔犯病，就吃些斯达舒之类的胃药对付过去。第二天，周国知捂着肚子又到挖断山村。他艰难穿梭在崇山峻岭中，花了足足4天时间，走完全村，增补了徐长强、徐长龙、徐长伟、刘代国等4户“消茅”对象。
椿木营乡最偏远的巴山坪村，离乡政府80多里，山路险峻，绝壁陡峭，随时都可能有危险。周国知为了“消茅户”早日进新居，一个月去了两次。锣鼓圈村后方坪三组,有6个“消茅户”,他两天步行百余里山路,终于把资料搜集完毕,照片拍摄完毕。
5月8日,周国知起了个大早,穿上解放鞋,背起竹背篓,拿好手电筒,沿着泥泞小道,往勾腰坝村走。与以往不同,不知今天怎么如此乏力,走一段路,就要坐下歇一歇。他以为胃病又犯了,用手捂着继续往前走。到乡民胡柏春家时已是中午。
前些年,胡柏春举家迁往京山县,不想妻子水土不服,患了重病。在搬回椿木营的路上,几千块钱又在宜昌被盗。回到家乡,已是两手空空。那时他所谓的家,是两个烤烟房中间搭的一个篱笆棚。周国知对他说：“好消息啊！老胡,乡政府已经讨论了,你可以享受4000元的建房补贴。现在上面扶持款还没到位,买砖的钱我帮你赊起,我把砖拖到公路边,你再请人去搬。请工打酒抽烟的钱,我私人先帮你周转一下。”
胡柏春回忆说：那天我留他吃饭,他说,我胃不舒服,痛得很,不想吃。我再三挽留,他说：“那你就给我煮碗菜粥吧,千万别放油,我怕油腻。”可就是这碗菜粥,周国知也没喝下去,疼得碗都端不住,拿起来又放下。
胡柏春见周国知这等不舒服,就送了他一程。回家有3个小时,村里的哑巴冲进来,比划着要他去救人。原来告别胡柏春后,周国知肚子一阵阵剧痛,想支撑着坐下,不想当场昏倒在地。
个把月的走访、调查、拍照,不要说周国知有病,好人也累得腰酸腿疼。6月3日,半月没见周国知的乡领导,看到他脸色异常难看,走路晃晃荡荡。一个1.7米的汉子,体重不足50公斤,眼见脱了形。乡长和乡党委书记急切地催促他先把工作放下,到县城去看病。
周国知请求道：“只剩最后几户啦 等我把这几户搞完,一定到县上去检查。”
清晨,周国知又是5点多就爬起来,头天,他与杨柳坨村主任熊昌余约好,今天到最偏僻的杨柳坨四组去落实“消茅户”。此处民谚“望到屋,走到哭”。说是一个组,却散落在几座山梁上,要翻一座座山,趟一道道沟。两人忙了一天,等快到最后一户袁玉双家时,已是下午4点多。这时两人还空着肚子又累又饿。周国知胃里又开始剧烈疼痛,熊昌余一再劝改日再去袁家。周国知说：“这是最后一户,再怎么也要坚持搞完。我胃不舒服,你上前走,我歇会儿就上来 ”说着,就靠在沟边歇息。熊昌余在袁家等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见周国知,便和袁玉双出来找。只见周国知歪在石板上,用手顶着肚子,头上沁出汗珠,他们忙扶起他。周国知说：“熊主任,我没力气照相了,我教你,你去拿相机……”
袁家饭熟了,周国知却吃不下。这天,周国知来回步行七八十里,回到乡政府,已是晚上11点多钟。
6月9日,127家“消茅户”的实地调查、合同签订和归档工作全部完成,周国知捧着厚厚的资料本,郑重地交给了党委书记李明山：“全的,一户也没落下。”
周国知说：“我决心努力学习,密切联系群众,敢于与坏人作斗争,大公无私,接受党和人民的挑选”
6月11日,周国知被送往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家人向他瞒了病情,说患的是肝炎。考虑到周国知病情太重,乡里安排魏光荣接替他的工作。
周国知向魏光荣移交工作。各种表格、账目,从一架为“消茅”而购买的二手“傻瓜”相机到几支圆珠笔,全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些年,魏光荣与周国知有过四次轮岗,三次财务移交。1993年周国知从工业办调到计生办,第一次财务移交,整个余额87万元一分不差。周国知从计生办任民政助理后,第二次财务移交,由于经费是当年结算,账面上有1000多元钱。魏光荣回忆 2003年7月16日,我们进行第三次财务移交,整个余额36000多元,现金18000多元,分文不差。资金,是全乡数百户民政对象的救命钱。魏光荣说：“这些年从周国知手里经过的钱有100多万元,可他没有从中谋取一分钱私利。”县民政局派人审计,结果不仅分毫不差,还多出了上任民政办主任忘记入账的3床棉絮。
8月14日,周国知再次被送进医院。越来越多的人赶来看望。期间,周国知给魏光荣交代了三件事 一是胡柏春的房子要想办法;二是冯卓然、冯仕元两位老人入福利院的事还没定下来;三是李宗文老人的棺材还没有落实。直到后来魏光荣告诉他,这三件事都已办妥,周国知才露出放心的笑容。
病床上,周国知请求哥哥周灵知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叫余宏进,住在县城,是位客车司机。余宏进来到周国知的病床前,才知道老周是为余宏进的老岳父、年近七旬的王定国老人求情。王定国住在椿木营乡长槽村二组,家境困难,茅棚低矮潮湿。这次“消茅”,政府发的两次补助金怕是不够。因此,周国知请求余宏进帮一把,千万不要拖了全县、全州“消茅”工作的后腿。余宏进连连点头,含泪告别。两天后,带着凑来的现金去了长槽村。
周灵知回忆,周国知第二次被送进医院时,已觉察到病情不妙,也就越发牵挂椿木营的父老乡亲。9月1日这天,他终于得知自己是肝癌,已经到了晚期。也许早有预感,周国知沉吟良久,对周灵知说：“哥,既然你们早知道我是这病,为啥还要送我住医院,为啥还要叫国家为我花冤枉钱？我不能再住下去了！你给乡党委打电话,我要出院,一定要出院！”
9月3日,周国知离开医院,回到勾腰坝村火烧棚。他惦念着“消茅户”。
胡柏春流着眼泪对记者说,周国知从医院回火烧棚后,就派人把我喊来,他拉着我的手吃力地说：“柏春兄弟呀,我活不了多久了,这个时候,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我没有把你帮到最后,让你住进新屋,我对不起你呀！今天,把你喊来,也算是了却我的心愿,你要向我保证,在全州检查验收前住进新屋。”如今,胡柏春住进了新屋,新屋门上贴着这样一幅对联：“好公仆助咱过上好日子,新时代伴我走进新生活”,横批是“党施善政”。
周国知任过乡武装部长、乡长、乡计生办主任等职,最使他感到不能有丝毫懈怠的工作便是民政办主任（机构改革后称民政助理）。翻阅周国知同志留下的笔记本,没有闪光的语言,有的只是救灾发款之类名目详尽的“流水账”。只有1984年8月10日在《招聘干部考核表》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决心努力学习,密切联系群众,敢于与坏人作斗争,大公无私,接受党和人民的挑选。”
2003年9月27日,周国知带着他对党、对事业的无限眷恋,带着他对家乡、对亲人难以割舍的挂念离开了人世。他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只有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旧军被,一个竹背篓和一笔因治病而欠下的6000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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