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进一步发展，也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获得空前大解放。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辛亥
广泛开展革命舆论宣传活动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是杨毓麟、陈天华等人率先向国人敲响了警世钟！他们大造革命舆论，发愤著书，撰写或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唤醒民众的著作，其中较早的代表性著作是杨毓麟的《新湖南》。该书于1902年冬在东京刊行，虽以省区命名，“鼓吹湘省脱离满清独立之说甚力”；但其出发点并非仅仅论述湘省范围内的区域自治，而是基于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世界历史与现状的深切了解，以其广阔的政治视野探索了20世纪的时代特征，特别是作者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与揭露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认识。《新湖南》一书出版后，“风行于世”，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新潮读物之一。如果说杨毓麟的《新湖南》是用文言写成，专从学理上阐述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的学说，鼓吹反帝反封建斗争，主要影响到当时的“中等社会”；那么陈天华于1903年撰写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则是用白话写成，更容易在“下等社会”中流传。陈天华的著作曾在军、学各界引起轰动，据时人记载：士兵读之，“即奉为至宝”；学生读之，“如同着迷”。两书多次再版，仍供不应求。陈天华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也使他赢得了“革命党之大文豪”的赞誉！除上述著作外，还不能不提到一批颇具影响的译作，最引人注目的是翻译家赵必振，他于1902年在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所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广长舌》；翌年又翻译出版了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在此前后，他还翻译了《日本人权发达史》、《世界十二女杰》、《东亚将来大势论》等10余种著作，成为我国较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翻译家。此外，由杨毓麟、黄兴于1902年11月在东京创办的《游学译编》是“全以译述为主”的刊物；是年底，又由黄兴、蔡锷、杨毓麟等人创办了“湖南编译社”，大量译介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与此后在东京创办的他省留日学生刊物《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此呼彼应，吹响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新觉醒的时代号角！
报刊是舆论之母，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又直接影响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因此，湘籍志士始终将创办报刊、杂志作为推动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由湘人创办、担任主编或社长的报刊、杂志至少在34种以上，湘籍志士在戎马倥偬之际，撰写了大量宣传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犹如黑血、金鼓、警钟、木铎，敲响了清王朝灭亡的丧钟！
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
辛亥革命时期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造就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领袖人物；然而，孙中山领袖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湘籍志士同全国广大革命志士一道，为推举孙中山作为本阶级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而斗争的光辉业绩，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页。
当清政府横加诬陷、悬重赏缉拿孙中山的时候，当保皇党人肆意诋毁、恶毒攻击孙中山的时候，当多数革命党人由于孙中山形象被扭曲、对其产生误解的时候，是毕永年、秦力山等一批湘籍志士主动与孙中山站在一起，风雨与共，从而较早地沟通了孙中山与留日学生之间的感情。毕永年曾于1899年冬邀约会党各龙头齐赴香港，在兴中会本部举行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合并大会，另拟会名为“兴汉会”，共戴孙中山为总会长。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孙中山，秦力山曾有过为孙中山立传的想法，后因担心别人说他“好标榜，复罢之”。但这一意愿终于由另一个湖南人章士钊在1903年实现了，章利用他在沪上主《苏报》笔政的余暇，节译了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撰写的《三十三年之梦》，以《孙逸仙》为书名出版。章士钊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率先喊出：孙逸仙为“近今谈中国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有孙逸仙，中国始可为！”这种认识与秦力山极相类似，因而秦热情为该书作序，尊崇孙逸仙为“天锡之勇者”。此书一出，“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这对人们全面了解、重新认识孙中山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以1903年章士钊的《孙逸仙》一书出版为契机，孙中山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地位初步确立了，而这又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成立准备了重要条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陶成章、章太炎、张继等人连续两次掀起倒孙风潮的关键时刻，是黄兴、刘揆一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陶成章等人要求当时主持本部工作的刘揆一召开一次特别会议，罢免孙中山，推举黄兴为总理，黄兴以孙中山“德高望重、免陷兴于不义”相推辞，拒绝出任总理。刘揆一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本部工作，甚至在遭到张继公然殴辱的情况下，也不向反孙潮流屈服。更为严重的是，在日本特务以及日后成为叛徒的刘光汉合谋篡夺同盟会领导权、企图暗杀孙中山、“欲以十万金而鬻孙文之首”的危急时刻，又是刘揆一团结东京同盟会本部同仁共同斗争，一举粉碎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暗杀孙中山的阴谋。
深入进行革命的组织与发动工作
在深入进行组织发动方面，湘籍志士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是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人数多达数百人。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华兴会成员大都加入了同盟会。据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统计，1905年至1907年间在东京登记的960名会员中，籍隶湖南者156人，居各省之冠。在同盟会东京本部所设执事、评议、司法三部中，黄兴任执事部庶务，实居协理之职，其后代替庶务干事、主持本部工作的还有宋教仁、刘揆一等人，刘主持本部工作长达四、五年之久；宋教仁还担任过司法部检事长；胡瑛、覃振、陈家鼎、范治焕等任评议部评议员；同盟会纲领八名起草人员中即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处于执牛耳的地位。1911年7月成立的中部同盟会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它还是高举了同盟会的旗帜，并促成了同盟会将武装起义地点由东南沿海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战略转移。谭人凤任该会“交通”之职，并被推举为总务议长，由他起草了成立《宣言》；宋教仁任该会“文事”，由他亲手拟订了《中部同盟会总会章程》、《总务会暂行章程》、《分会章程》等文件。谭、宋二人均为“总务干事”之一，居于核心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在鄂籍志士的组织活动中，湘籍志士积极参与，主动配合，有的还担任了湖北革命团体的主要领导者。1908年的群治学社“暂设庶务一人，主持社务”，众推钟畸为庶务；1910年，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杨王鹏任社长；钟、杨均为著名的湘籍英烈。1911年1月30日，蒋翊武将振武学社正式改组为文学社，蒋任社长，武昌首义前夕，文学社已发展社员达3000人，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革命团体。正是文学社与湖北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联合，共同领导了武昌首义。
在风起云涌的民众反抗运动和同盟会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中，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三湘健儿的足迹。1906年发生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义军人数超过了30000人，与清军鏖战26次，战斗匝月，清政府调动湘、鄂、赣、苏四省兵力，加上地主武装团练共50000余人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战场上牺牲和在“清乡”运动中被镇压的无辜群众“逾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湘籍志士，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刘道一也因此贡献了他年轻的生命！这次起义揭开了此后革命党人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的序幕。1910年发生的长沙抢米风潮是下层劳动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愤怒的群众将外国教堂捣毁，将巡抚衙门烧毁，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同期发生在长江流域各省的抢米事件。英、美、日、德等国从上海、汉口、厦门等地调遣军舰10余艘，协同湘、鄂驻军才将这次抢米风潮镇压下去。1911年的保路运动将全国各地收回利权斗争推向高潮，而严格意义的收回路权斗争则是以收回粤汉铁路路权发其端的。湖南各界人士几乎都被席卷进来，修筑株洲至长沙一段铁路的10000多名工人也进城示威，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将湖南的保路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诚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所指出的：“湖南保路运动虽然始终未能发展到四川那么大而持久的声势，但直接引起辛亥革命这场大火，首先却是在湖南点燃的。”
涌现出一大批风云人物
武昌首义爆发后，临时总司令是蒋翊武，嗣由黄兴担任战时总司令。黄兴离汉赴沪之后，谭人凤毅然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在各省光复中，率先响应武昌首义的是焦达峰，使湖南成为“首应之区”。焦出任湖南军政府都督，并率先派遣湘军援鄂。蔡锷在云南昆明发动“重九”起义，并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在上海发动起义，他成功后退守吴淞，被推举为吴淞军政分府都督。孙道仁在福建率新军起义，成立福建军政府，孙被推举为都督。在山东光复过程中，烟台曾是同盟会北方支部所在地，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中，孙中山委任胡瑛为烟台都督。在甘肃光复中，黄钺领导了秦州（今天水）起义，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黄出任都督。广西也是由原任巡抚沈秉?反正以后担任都督的。以上担任都督者凡七人，都是湖南人。此外，新疆光复是刘先俊领导的，他率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被捕遇害，成为辛亥革命中牺牲在西北边陲的著名英烈。贵州光复是张百麟为首的“自治学社”领导的，贵州军政府成立时，众推张为都督，他固辞未就，改任枢密院院长，掌握军事、民政事宜，实际上行使都督职权。刘、张也都是湖南人。诚然，清王朝的最终覆灭是同盟会领导的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湘籍志士毕竟具有特殊的劳绩，他们在辛亥革命时期所建树的历史功勋，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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