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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计”到“民生”

2004-10-1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邢铁 董文武 我有话说

现有的中国古代经济史专著和教材(包括通史教材的经济章节)中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财政经济史,即以官府的赋税制度为主,兼及土地制度、徭役和户籍制度以及禁榷和专卖制度等,着眼点是国家的财政问题;二是政治经济史,即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以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剥削方式为考察对象,主要涉

及租佃关系、雇佣劳动、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以及奴隶制残余和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三是交易经济史,即以工商业为考察对象,包括手工业品的生产过程、商品的交易方式、货币形态和流通情况等;四是技术经济史,主要考察农田耕作方式、手工业品和大型器具的制造等问题;五是外贸经济史,即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经济内容。此外,经济思想方面的内容可以归纳到财政经济史之中,因为研究者一般所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主要是财政思想,甚至是财政方面的制度和措施等。

这五个方面当然都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主要内容,但总的来看,正如已故胡如雷先生所指出,大都属于“国计”,缺少“民生”,即缺少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自然经济时代的家庭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容。在用这种传统思路写成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论著中,似乎古时候民众的经济生活全部集中在社会化的场合,没有家庭经济生活;除了给官府纳税服役之外,土地的买卖、租佃已及雇佣等也都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交往,而不是个体小家庭内部的生产活动。这种研究不但不能反映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情形,反而彰显了研究者因照搬经典而走入误区的弊端:近代西方是工业化大生产,从生产、流通到分配都是社会性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当然应该从全社会着眼,如《资本论》那样;但中国古代是自然经济下的个体小生产,虽然纳税服役、租地缴租和土地买卖是社会化的活动,但是主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如果我们也像研究西方近代社会那样,主要从社会化的角度入手来研究中国古代的经济问题,当然就不合适了。所以,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我们不仅不能忽视家庭经济之类的问题,而且应该把它作为主要内容来研究,要把观察问题的视角由“国计”转向“民生”,让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也就是要从社会经济史的视角拓展经济史的研究领域。

目前,学者们对社会史的概念还有不同的理解,我们更倾向于把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不愿把社会史当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作为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视角,尽管在社会史的内涵和外延的把握上有些朦胧和模糊,但在这个朦胧和模糊的背后仍然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方向。具体到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借用过来也就够了。当然,对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借用社会史的视角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史学工作者接受的主要是史料诠释方法的训练,要真正学会从专门学科的角度提出问题,起码需要相当的知识准备。

从社会经济史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当然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若干内容:如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家族经济史、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区经济史、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习俗经济史以及那些难以归类但又很有研究价值的经济史内容如灾荒与救济、流民和移民等等。这样,一种全方位意义上的经济史就展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那些以前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研究的价值。更主要的是,由于社会经济史与社会史一样有其独特的观察问题的视角,因而可以为老问题提供新思路,形成新认识。试以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为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有关论著对此作过很多解释,但对其中一个基础性的因素却很少注意,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分家方式的影响。在古代社会相同的历史阶段上,西欧和日本实行家产的长子继承制,我国则通行诸子平均析产为主干的继承方式。在诸子平均析产的习惯下,家庭的田产呈现着“分散―――积累―――分散”的周期性循环,在这种循环过程中,很难真正发家致富。为数很少的家庭从其不断扩大田地占有量来说,似乎是在进行着积累,但随着下一代的长成又不可避免地分割着积累起来的田产,就像俗话说的“富贵无三辈”,这就很难像西欧那样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历史前提。对一些比较小的具体问题认识也是这样。史书上常见穷人“典妻鬻子”的记载,用阶级分析法可以看到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残酷性,若从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典和鬻都是交易方式,说明人们即使在贫困的时候也离不开市场;典卖老婆孩子的是家长,用牺牲家属的办法来保全自己是典型的家长专制;从买主一方来看,租妻、买儿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这是家庭观念的反映,如此等等。而要准确认识这类问题,确实需要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思路,需要利用这个新的视角。

多年来,我们的史学研究包括经济史研究,对人的活动注意不够,本来是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却成了对人自身之外的事件的研究。经济活动的主体应该是人不是物,经济是基础,不是目的;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人自身的进步,不能主次颠倒,让人从属于经济活动。年鉴学派说社会史是“除去政治的人民史”,就是为了重视普通民众的活动,重视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社会学中有一种交往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有了交往才组成社会,交往应当是自由的,后来有了阻力如等级、权威和金钱等;应当找出这些阻碍人们自由交往的因素,然后逐一解决,恢复自由交往。它讲的也是人的发现和人的解放的问题。近年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一直呼吁重视对人的研究,要把对人的研究提高一个层次,从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生态”研究进入到人与人关系的“心态”研究,从对人与环境的“共存亡”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人与人的“共荣辱”关系的认识。本文所说的“民生”也是这个意思。从这样的角度拓展一下思路,可能会使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更接近实际,也更能呈现其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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