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的文学有三个向度上的前行：一是“‘回归’、‘复归’自身”，不再以反映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排头兵”为己任，内容“向内转”而形式“向外展”，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自我救赎意识；二是自破文学特定的精神与美的“门槛”，使得实利主义、消费主义蜂拥而入，粗鄙化、媚俗化大行其道；
关于纸介文学，现在还没有确切权威的数据，来说明这一个十年与上一个十年上上个十年在印刷发行数量上的变化起伏。但是，我们知道，全国书市每年交易量的不断攀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文学类、社科类图书历来都是书市中的交易主角。希利斯・米勒曾不无伤感而又无可奈何地说：没有人一边在上网，一边又在捧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过，就是在千人拥有电脑量已超过400台（2003年统计）的美国，在《纽约时报》每周“小说类作品排行榜”上，也往往不乏发行量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之巨的纸介作品。的确，现在还很少有这样一些研究结果，来科学理性地探求与比较纸介文学、光电文学（网络文学）在创作、接受、传播、阅读方式与行为上的特性和不同，尤其是在社会文化、精神价值、人的思维智力及生理心理上的各自意义、优劣长短――而更为本源的是：它们各自是否真正应和了人类的本质存在和本质内容并得以长久地沿继？科学技术的发展、发达，固然可以决定着社会成果总量的大小高低与前行趋势，但殊不知，在理论上讲是纯粹的科学，一旦进入社会实践与生活领域，必然要负载社会文化意义与人文价值。有谁可以这样肯定地回答：e时代的全面登临，正是人类自身全面健康发展的一个百分之百的福音？
现在讨论光电文学对纸介文学的替代，似乎是早了一些。但是，之于纸介文学的长久存在，我们至少可以有着这样几条本质的判断：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纸介文学与新兴的光电文学，在创作、接受、再创作、传播、阅读方式与行为上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形态系统，它们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共有关系，不是强弱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光电文学还没有可以预知的未来，它之所以被称为“文学”，其本身在实践与理论上是双双缺失的悬念，是否作为一种信息科技导控下的新的文化形态也未可知；且不说截止到2003年底，中国内地千人拥有电脑量仍在10台以下，就是若干年后能够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拥有量，在汉语言的覆盖区域内，纸介文学也完全能够凭借人口之多分布之广阶层之明晰，而拥有足够量的接受主体的生存基础――这就是直接影响纸介文学生死的语言人口因素。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光电文学（网络文学）尚没有基本的形态定位与文化考量，它的发展方向尤其是精神价值取向更是还没有汇入一势而指向明确，其未来充满了种种不定的变数。
文学（纸介文学）的不可替代与长久的存续，我们以为是肯定的、一定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文学的边缘化已不可逆转，这同样关乎着文学的生死命运。这种不可逆转，首先是在几千年历史中文学所形成的文化“尊位”的位移，文学一旦挣脱了社会政治的“羁绊”，同时也就大大降低了社会对其的关注程度；其次是不断地受到种种“亚文学”的具体冲击，后者形成社会文化的流行，对文学自身是巨大的价值遮蔽并造成很难挽回的审美损害。
在各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各阶层之间有着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政治文化提纲挈领的核心作用是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的。过去，文学“诗言志”“思无邪”起到了重大的历史文化影响，现在及将来，文学与“政治”的贴近，自然也会在社会文化历史的推展中“大赚眼球”。――这当然不是也绝对不会是重又鼓吹政治与文学的“联姻”，而是我们清楚地注意到历史上昨天与今天的这样一些事实：在二十五、六年前，人们在公共汽车上捧读《班主任》、《伤痕》的情景不再，而今已搬演成了人们MP3的聆听和短信的无线沟通与自得自乐，但是，当文学一旦搭上了政治这根神经――不管是冤假错案、贪污腐败还是阶层利益冲突、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文学的影响与文本的印量不也是广泛深入、扶摇直上吗？文学落入政治的“陷阱”成为政治的“奴婢”，固然是文学发展的历史厄运，但是，文学“复归”自身，若以远离现实生活的“喧嚣”甚至以与政治“谋面”为耻辱，的确也是造成文学社会关注程度大大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由。
同样，“亚文学”的流行，对文学审美地位的颠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什么是“亚文学”？简言之，就是在现代科技发展的背景下，e时代初始阶段消费主义盛行之中的“流行文学”。它的基本组成，一是肆意撷取社会流行文化的时尚元素，与文学拼合杂糅在一起，二是在信息科技的推进中文学与科技的结合，形成图文、读屏、声画文等的流行。显然，“亚文学”不是文学的“单数”概念而是文化的“复数”概念，它形成了种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区域，并历史性地与科技建立了共容互补的“匹配”关系，自是时代的产物与历史的一种必然。不过，“亚文学”的出现与流行，却以大量而基本的事实证明了它自身本质与形态上的不确定和中间性――而这种不确定，是对文学原有形态不断地加以侵蚀；这种中间性，是将文学特定的精神价值与审美特性兑换成了商业利益及所谓的市场占有，有意模糊文学与商品之间质的界限。问题是，“亚文学”对文学精神价值的湮灭、对其审美特性的“阉割”，越是撑着文学的面目就越造成对文学本身的侵蚀。“亚文学”的流行，已经完全套用了当代商业生产的流程模式：市场调查→策划炒作→写作班底→包装上市→回笼资金。这是“亚文学”在“利”的全力驱动下，对文学产品的生产原则和特性的破坏。我们不否认，这样的“生产流程”或许可能会“营销”出一些好的作品，但是，当这一流程指向和标的越来越是急不可待地再分配社会财富的时候，“利”就变成了全部和唯一，作品也就可能成为金钱“随意涂抹的小囡囡”。
文学的边缘化，最根本的内在原因还是其自身创作方向的失控和迷乱。就当下而言，便呈现出两个极端：一个是通俗文学、休闲文学的盛行，一个是精英文学和“个人化写作”的我行我素。前者是一再降低自己的创作姿态，谄媚屈节，不惜丢弃思想蕴含来取悦世俗和低吟浅唱，粗鄙化、媚俗化几乎成了一道刺人眼目的文化风景。而后者仍在大作“实验文章”、进行“厂房生活”，或是在鸡零狗碎的个人化生活场景中去自我吮吸、顾影自怜。凡此种种，无疑都对文学的当下发展，形成路径上的阻遏和资源配置的错失。
其实，通俗文学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正名，是社会文化大众化甚至民主性的一种良性体现。而从唯物辩证法观来讲，凡是主流的应是通俗的，而通俗的也一定是主流的部分，通俗文学本身没有错误。不过，倘若以通俗为世俗进而形成对粗鄙化的审美偏执，只是生产过多过量的以撩动人们俗感情色、诉诸社会阴暗丑恶的作品，那么这种方向便出现了实践的迷乱乃至自身贬损自身。情色凶杀、江湖官场、隐私揭秘等等固可以是题材甚至是思想审美蕴含的一种拓展积累和另类表现，但如果非要以“产业化”的流程上市，特别是失去关乎主题内在的甄别及对题材的汰选，那就会造成其作用影响的负面逆转，而通俗文学最基本的，即活跃社会一定的文化生活的目的也将失去。休闲文学，当然更具文化的层次性和阅读欣赏的雅俗共赏性。实践主体“清居雅士”的玉骨临风，甚至还会引得青年阅读群的钦佩和追仿――因为世俗诱惑和金钱迷乱，已经让人们有些根本难持而目迷五色了。只是有些休闲文学的实绩，已经形成了孤芳自赏的幽闭怪癖，“自恋”倾向凸显，非但委靡了自身文化个体积累的灵性闪光、哲思寡淡，而且还将无所事事、不屑责任的昏暮之气宣泄出来，庸困倦怠，也确实造成文学精神价值上的缺略。过多的随意性、情绪化和对文学自身的“贱化”与极端化，都使得文学越来越成为少数人自我欲望展演的“平台”。应该说，精英文学的这一努力，虽具实验性、前沿性，但却不见当代性和责任感，也成为文学被社会大众漠视而持续淡忘的一种可能。殊值注意的是，那种混迹于精英文学之中的“个人化写作”，更具对文学的侵蚀性。这是因为，“个人化写作”的欲望搬演之“台”和“肢体语言”之“秀”交相混合，形成个体自我竖井式的钻探又进而喷泻，浅、中、深各层的意念情结搅成一团，以致阅读接受分不清什么是菁华什么是芜杂。精英文学中的这些种种现象，实际上已把精英文学的人文精神、救赎意识和人性深层的震撼乃至特定烛照的美，损耗得该是到了正视持论的时候。
文学在今天，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话题：文学，更应该关注当代社会生活现实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动势，更应该开掘社会诸多方面的主流倾向、价值意识，也更应该多层次、多侧面、多样性地揭示社会与人性的这一庞大的“桶状物”，在社会文化内里不断勘探、在人性深处持续爆破，将真善美、假恶丑历史地和审美地熔铸成形态更具前倾张力、更具清新跃动的文学。文学，应是具有自律性的审美范式，应对社会文化乃至社会总体的发展释放自己的驱动力量，从而成为社会历史的美的表述和人性流变的美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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