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邹韬奋
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
每年这个时候，总觉得有话想说，虽然要讲的话已经有许多人讲过了。
今年是韬奋先生逝世六十周年。六十年，一个甲子，韬奋先生的形象，他的语言、道德文章，还是那么清新，那么深刻，那么辉煌，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
韬奋先生是我走向出版工作的引路人。我在1939年参加生活书店，那时候我们书店同人叫他邹先生。邹先生是我一辈子从事出版工作的第一位老师；第二位老师是徐伯昕，那时候我们叫他徐先生，昵称徐老板；第三位老师是胡愈之，尊称胡愈老。在这三位老师的引导下，我走上一条抗日反蒋的出版之路。这是一条不平坦的路，在这条路上艰险跋涉，不管经历多少酸甜苦辣、腥风血雨，在几位前辈的导引下，没有退缩，没有逃避，也不会有后悔。我惟一的遗憾是，邹先生，我只见过一面。还是在我参加生活书店之前，我在苏州读书的时候，是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出狱这一天。
那阵子，卢沟桥的炮火已经打响，我正在不分昼夜，投身于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工作。组织像我这样的年青人参加救亡运动的是一家小小的全民图书馆。“文革”后我才知道，发起创办这家图书馆的陈世德当年是共青团员。图书馆吸引一批热血青年，大唱抗日歌曲，举办读书会，到马路上去散发鼓吹抗日的传单，到日租界去示威游行等等。这一天，得知“七君子”出狱，就拉着一帮人赶到苏州看守所去迎接“七君子”。
看守所门前已经聚集了一大群热血青年，大家用歌声欢迎“七君子”。唱罢《义勇军进行曲》，又唱《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接着又是“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一辆黄包车拉着史良到来（她被关在城内女牢），引起一片欢呼。韬奋、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跨出看守所大门，整个广场顿时沸腾起来，欢呼声和歌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七君子”向欢迎他们的群众挥手致意，跟群众一起唱着抗日歌曲，随同从上海赶来的亲朋友好离开广场。后来知道，从上海来接“七君子”出狱的有几位律师和“七君子”的亲属：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章乃器夫人胡子婴，李公朴夫人张曼筠，王造时夫人朱透芳等。
在这一天，我只是一群热血青年中的一分子，我在一段距离之外见韬奋一面。好在我从1933年起就是生活书店的读者，是《文学》月刊和《新生》、《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的长期订户，所以在我崇拜的“七君子”中，我最熟悉、最亲近的是韬奋先生，最能勾起我的情感、使我热血沸腾的也是韬奋先生。在我接触生活书店之前，我原本是乡间小镇上一家米行里的一个懵懵懂懂的学徒工，由于读了巴金、鲁迅的作品，受到韬奋先生道德文章的熏陶，得到启蒙，才有带着满身泥土气奔向苏州寻求新生活的飞跃。韬奋先生是我走向出版的老师，又是我改变人生道路、学会生活的引路人。我参加生活书店时，先在衡阳，后在桂林，邹先生在重庆，我还是通过他的文字接受他的教诲。一本《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是我六十多年出版工作的座右铭。直到今天，遇有工作中颇费思索的问题，还是要从这本书的许多篇章中寻求启示。
解放前的中国出版史上，有两位巨人，一位是邹韬奋，另一位是张元济。这两位巨人的业绩构成上世纪前五十年间前后辉映的出版业的辉煌。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追求新文化，吸纳西学，为推进新式教育建功立业；他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为创立中国现代出版业奠基立石。茅盾在回忆录里说到张元济道：“在中国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号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最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
邹韬奋带领中国出版业走向革命，他是缔造新出版业的带头人（当年在蒋管区革命两字犯禁，所以用一个“新”字有别于原有的出版业）。韬奋创办生活书店，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出版传播进步思想文化读物，引导广大青年抗日救亡，走向革命。他的言论和工作，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准备的一部分。他高举革命出版路线的大旗，在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高压下，为冲破文化“围剿”而坚持不屈的斗争，直到最后一息。与韬奋并肩战斗的有胡愈之、徐伯昕，还有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创办人李公朴、黄洛峰、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
韬奋先生病危时留下的遗言有：“一本以往服务社会与艰苦奋斗之精神，首先恢复书店，继则图书馆与日报。”韬奋的继承者，秉承先生的遗志，前仆后继，奋斗不息。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1948年6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香港接到周恩来副主席发自西柏坡的电报，立即联合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业务骨干分水陆两路奔赴解放区。到1949年春，三联总管理处迁到新解放的北平，从此成为中国出版事业基石的一部分。直到如今，继承韬奋先生遗志的三联人，仍然坚持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毕生的志愿。
在纪念韬奋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思前想后，不能不想起邹先生的教诲。他在六十年前倡导“生活精神”、“竭诚为读者服务”；传播进步文化“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树立正确处理“事业性与商业性问题”的原则；具体到出版物力求“没有一个错字”等等，与今天经营出版业的准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新闻出版是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各类文化事业和企业，都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等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时代的烙印和语言的差别而已。
因此，我可以说：重温韬奋先生的教诲，继承韬奋的遗志，办好“书店”，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出版业依然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本文作者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顾问,该文是今年6月21日,在上海“纪念韬奋先生逝世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时略有补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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