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子中，杨朱无疑是一位另类人物。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于是，历史上的杨朱给人一种极端自私的历史形象。出于晋人之手的《列子・杨朱篇》更把他误读为“丰屋美服，厚味娇色”的享乐主义者和纵欲主义者。但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
杨朱思想的另一奇异处，是他“哭歧路”的故事以隐喻形式触及到自由选择的问题。《荀子・王霸》载：“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为可哀甚于衢涂。”这里，“衢涂”指歧路，即岔道，“跬步”乃半步，“跌”意差也。王先谦《荀子集解》解读说：“喻人一念得失，可知毕生，不必果至千里而觉其差也。”衢涂之所以让杨朱哭泣，那是因为它的纵横交错，使行者无从选择，选择不当，便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理念，其实质讲的就是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杨朱哭衢涂，实是反映对选择的困惑、对自由的焦虑，以及不习惯于承担因自我决定而来的个人责任。承担行为的责任，意指当事人本来可以避免这一行为；如果别无选择或因外在强制所为，责任问题也就无从谈起。当然，“哭歧路”的举动本身也是一种选择，但这是最消极的选择。无论就一个人的行为选择还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抉择来说，如果总是在歧路衢涂、三岔路口或十字街头痛哭流涕、裹足不前，无论如何都不是明智之举。
《吕氏春秋・疑似》则把历史上哭歧路的人说成是墨子：“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故墨子见歧道而哭之。”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引陈昌齐言：此“墨子”下当是脱“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杨子”十六字，而又以“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八字混入注内，《吕氏春秋・当染》中即有“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之语。可见，《吕氏春秋・疑似》把哭歧路的“疑似”者说成墨子，当是误记。事实上，史书中往往把杨朱哭歧路与墨子泣练丝两件事并举，如《淮南子・说林训》载：“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据刘文典《淮南鸿列集解》，“道九达曰逵”，而“练”即白也。“逵路”可往南可往北，杨子不知何去何从而哭；练丝能染黄能染黑，墨子不知如何是好而泣。说来也怪，“不会选择”的痛苦有时更甚于“不让选择”的痛苦；惯性地逃避自由往往比理性地驾驭自由来得容易。我们知道，在由殷周“学在官府”到春秋战国“竹帛下私人”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士人有了自由可又没了方向，有如歧路亡羊，不免迷惘与彷徨。在《列子・说符》中，杨朱哭歧路的故事便演绎成杨朱感叹于歧路亡羊：“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杨子戚然变容，不言者移时，不笑者竟日。门人怪之，请曰：‘羊，贱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损言笑者，何哉？’杨子不答。”说来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又不是出在一毛不拔的杨朱身上，邻家丢羊，他悲从何来？其实，《列子》的作者杜撰这个寓言故事，其主旨无非也是要凸显面对选择时的困惑与无奈。
杨朱的哭歧路，在后世不乏同调。魏晋名士阮籍在《咏怀诗》第二十三首中有“墨子悲丝染，杨朱泣歧路”句，《晋书・阮籍传》载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因此，唐代诗人杜甫将杨朱与阮籍相提并论，写下“茫然阮籍途，更洒杨朱泣”的凄美诗句。然而，杨朱哭歧路是因为选择太多，而阮籍哭穷途则是由于无路可走。二者虽皆因路而哭，但哭的理由南辕北辙。还是魏晋名士刘伶来得洒脱，他常乘鹿车，携酒一壶，边走边喝，使仆人荷锸相随，告之“死便掘地以埋”。在黑暗的时代，走投无路的气节之士无非是死路一条。一切想明白了，倒也节省了泪水。
到“五四”时期，中国再次处于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个人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价值选择，于是“歧路”又成了人们思考的热门话题。如鲁迅在《两地书》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自己面对歧路的态度，他说：“‘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老实人，也许夺他的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这里，鲁迅把古代哭歧路的故事归于墨子名下，有张冠李戴之嫌，但他在歧路面前的那种从容乐观、敢于选择与义无返顾的态度，绝非当年恸哭于歧路的杨朱可比。尤其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旗手们推崇“德”（民主）、“赛”（科学）二先生，无疑是作出了正确的历史抉择，至今仍有指点迷津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