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心为民的好干部
原湖北省宣恩县椿木营乡党委书记李明山
宣恩县椿木营乡是革命老区。这里山连山、山叠山，平均海拔1680米，气候恶劣，每年到了三四月份，山下已经开桃花了，山上还在飘着雪花
任乡长期间，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后坝乡有条酉水河。这条河在两山之间切出一道深谷，把两个村子隔在了河谷的两边，两岸村民往来全靠一座小木桥。说是小木桥，实际上就是两根木头，遇到刮风下雨、山洪暴发，上面又湿又滑，人走在上面胆战心惊，有几个村民过桥时不慎滑下了河谷，丢掉了命。周国知下决心领导群众建一座石拱桥。他和村民们一道抬石头，背水泥，每天累得满头大汗，筋疲力尽。为了解决修桥用的石砂，他带着村民下河去淘。初春的河水冰凉刺骨，有几个青年人刚跳下去就叫了起来，说：“乡长，太冷了，等天气暖和了再淘吧。”周国知说：“那怎么行！一拖的话，这桥今年就修不起了。”周国知和大家一起天天泡在河里，双脚都被水泡肿了、泡烂了。5个月后，一座长7米、宽3米的石拱桥终于修成了。乡亲们把它取名为“幸福桥”，还制作了一块功德碑，刻上了周国知等修桥人的名字。但周国知认为：共产党人的功德碑不应该建在桥头，而应该建在人民群众的心坎上。没过几天，他悄悄把自己的名字从功德碑上铲掉了。
群众踏上了幸福桥，还要走上致富路。周国知紧接着狠抓了乡办企业，走东奔西帮助解决产品销路难的问题，使14家乡办企业收益成倍增长。全乡的经济收入一下子跃升为全县前列。1988年，由于农村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致使成片土地荒芜。周国知又组织人员深入调查走访，探索出实行土地租赁、促进土地开发利用的办法。这样一来，连最偏僻落后的村，也开始种植药材，发展速生林木，使荒地变成重要的财源基地。就连外出打工的家庭，也得到了丰厚的收入。上级在我们乡召开现场会时，要周国知讲体会，这位憨厚朴实的山里汉子只说了一句话：“群众生活苦，党员脸无光。”
在任计生办主任期间，他对生活困难又要做节育手术的群众，倾注了满腔的关爱，给他们送木炭烤火，自己掏钱买营养品慰问，管吃管住，负责接送，计生妇女们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主动地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使全乡的计生工作多次获全县第一名，被自治州评为全州“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我经常听他说：“哪里有困难，我就要到哪里去”，“因为我是最基层的民政干部，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亲手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给他们，送到千家万户。”在周国知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的全是特困户、受灾户、残疾人、孤寡老人、优抚对象的姓名、住址和困难需求。他按照这些困难群众的需求，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件一件抓落实。
乡福利院有22位“五保”老人，周国知待他们比亲人还亲，他不仅带领老人们种菜种粮，而且关心着老人们的生活、娱乐。每到过年，他都是先和老人们一起团年，把为老人们准备的糖果、糕点、新衣服一一送到每个老人手中，直到把老人们过年的各项工作都安排周到后，他才匆匆忙忙回家团聚。
对于优抚对象，他更是关怀备致，体贴入微。对军人的优待政策，他一户一户登记落实；对军人家庭的困难，他一家一家设法解决。每到腊月年关，他为军属送粮、送肉、送补助，还协助武装部门组织民兵上山砍柴，然后一捆一捆送上门。他说：“我是军人出身，我们在地方多一份辛苦，战友们在部队就多一份安心。”
尤其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去年3月，恩施州决定年底前让还住在茅草屋里的农民都搬进新居。我们乡那时仍有茅草户127户，占全县消茅户总数的三分之一。乡党委决定把这副重担交给周国知。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肝癌已一步步向他逼近。接受任务后，他风雨无阻、翻山越岭，很快就走遍了全乡的村村寨寨，摸清了茅屋总数，完成了登记、建卡、造册等一系列资料准备工作，使全乡的“消茅”工作按时启动。
去年6月的一天，我在乡民政办公室见到刚下乡回来的周国知。他脸色蜡黄、身体明显比以往消瘦。我和乡长张兴武一再逼着他去县医院做检查。经检查，不料他已是肝癌晚期。听到这一消息，我们心里犹如刀绞，十分难受。
为了不给他增加精神压力，我们对他隐瞒了病情，说他患的只是肝炎。谁知他听说后，认为不是什么大病，工作又这么忙，当即就要出院。我们好说歹说，才把他留在医院里。后来，我们又几次到医院看望他。他却还是惦记着工作，再三要求出院。为了让他安心治疗，我告诉他准备让魏光荣暂时接替他的工作。他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一会，对自己的病情开始产生怀疑。他慢慢地对我说：乡里财政困难，每天住院要花很多钱，再说，我和老魏也还要办工作移交，开点药带回去，在乡里边工作边治疗也一样。见他态度那样坚决，那样诚恳，我们就含着眼泪同意了他的要求。
工作移交时，县民政局按要求派人前来审计，结果他经手的100多万元钱物，账目清清楚楚，一点儿不差。就连上任民政办主任接受捐赠没有入账的3床棉被，也规规矩矩放在仓库里。
这些年来，乡里计生工作、民政工作都是最麻烦、又最困难的工作，是国知同志帮我顶着、扛着，为乡里分着忧，解着难，可他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也不提一点个人的要求。他的去世，使我好像失去了左臂右膀，我经常在心里喊：国知，我的好兄弟，你才42岁，正当壮年，怎么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呢？我对不起你呀，我只知道给你加工作、压担子，却对你关心得太少了，太少了……
生命在为民中燃烧
湖北省宣恩县椿木营乡民政助理员魏光荣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恩施自治州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多种原因，到2002年底，全州仍有5000多户农民还居住在低矮潮湿的茅草屋里。2003年3月，州委州政府决定，把“消除茅草屋，让特困群众住进新居”列为当年为百姓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并要求在12月1日建州20周年前完成。我们椿木营是宣恩县最为高寒偏远的一个乡。当时，尚有100余户茅屋户，而且这些茅屋户大多分散在环境最偏僻、最恶劣的地方。让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都住进新居，该是多么艰难啊！
3月中旬，乡里成立了“消茅”工作领导小组，周国知担任办公室主任。说是办公室，实际只有他一个人。由于“消茅”工作政策性强，必须做好摸清底数、拍摄资料、登记造册等基础工作，才能制订出选址、设计、施工等具体的实施方案。而这些工作哪一项都需要周国知亲自去做。有一天遇见他，谈起“消茅”的事，周国知十分激动地对我说：“这是件造福困难群众的大好事，就是脱几层皮、掉几斤肉，我也要把它做好！”
谁也不知道，此时的周国知已经是重病在身。但他从接受任务第一天起，就肩挂照相机，带着黑雨伞，背着手电筒，不分昼夜，不论晴雨，一步一步、一户一户，往返于散落在高山峻岭、村村组组的茅屋户之间，认真细致地调查那些住茅草屋的具体情况。
挖断山村是全乡最贫困的村。这天，周国知来到这个村召开“消茅”会，会上，大家提供的“消茅”对象不到20户。国知根据多年掌握的情况，认为这个数字不够准确，决定亲自去一户一户核实。第二天，他捂着疼痛的腹部，拄着木棍，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用4天时间走完全村每一户人家，果然又查出了4个遗漏的“消茅”对象。他说：“摸底工作涉及到每一个茅屋户的切身利益，必须仔细仔细再仔细，如果漏掉一户，就等于欠了老百姓的一笔债啊！”
有一天，周国知清早一点钟就起床，和杨柳坨村村主任熊昌余到最偏远的四组8个“消茅”户家拍摄资料。说是一个组，却分散在好几道山梁上，方圆有十多公里。他俩翻山岭，趟水沟，又累又饿，来到最后一家茅屋户袁玉双家门前的山脚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此时，国知的腹部又开始剧烈疼痛，熊昌余看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劝他今天不要去袁家了。国知说：“不能拖啊，我们拖一天，茅屋户住进新居就要晚一天啊！这是最后一户了，再怎么也要坚持搞完！你先上去打个招呼，我歇会儿就来。”熊昌余去了袁家后，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国知上来，就和袁玉双一起去接，只见国知还躺在石板上，双手死死地顶着腹部，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他俩连忙上前把他扶起来，搀着他一步一步来到袁家。国知有气无力地说：“熊主任，我实在没有力气拍照了，我教你，你去拍一下吧！”袁家做好晚饭，国知虽然很饿，可腹部十分疼痛，怎么也吃不下，只是勉强喝了半碗汤。这一天，国知步行了近百里山路，回到乡政府，已是晚上12点多钟。第二天清晨，熊昌余去看国知，可国知早已不在寝室，他为“消茅”的事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奔波。
由于工作劳累，周国知的病情越来越重，多次昏倒在山路上。有一天，他倒在了一片树林里，被一位挑水的妇女发现，这位妇女急忙喊来正在栽烟的乡亲们，把周国知叫醒扶起来。国知休息片刻，又匆匆上路了。这天下午4点多钟，他才离开茅屋户艰难地往家里走。一段不到4华里的路程，他却用了近4个小时。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前几天因患病还住在乡卫生院，在家的女儿周莉见爸爸面色苍白，大口大口喘气，急忙为爸爸煮了一碗鸡蛋面，可是他腹部疼痛难忍，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第二天一大早，女儿以为爸爸会休息一天，可是国知仍然又拄着一根木棍上路了。
勾腰坝村七组的胡柏春是椿木营乡的特困户之一，国知主动把他作为自己的“消茅”联系户。胡家几年前举家外迁，不料妻子水土不服，重病三年后他们又重返椿木营。一家三代六口人，只好挨着烟叶烤房搭个竹棚安身。为了解决好胡家的“消茅”问题，国知不知跑了多少趟。5月8日这天，他又一次来到胡家，商量完胡家建房的事，主人热情地留他吃饭，盛情之下，他只是喝了一点稀饭。离开胡家后不久，国知的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只能走一走，歇一歇，最终昏倒在一片潮湿的草地上。这里行人稀少，直到三个小时后，奄奄一息的周国知才被一个过路的人发现，他急忙喊来众人，大家找来被子，扎成担架，把国知送到了村委会。
国知就是这样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在6月初按时完成了“消茅”的前期工作，登记卡、合同书、进度表、付款通知单等，堆起来足有两尺多高、十多斤重！我为他粗略统计过，两个多月来，国知以一个重病之躯，为“消茅”工作一步一步走过的山路，竟达1500多公里，从而落实了127家“消茅”户的建房问题。国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工作。乡亲们都说：“我们的周主任，是为我们累死的啊！”
周国知病重期间，我多次去看望他。在他去世的前几天，受乡里的委派，去为他准备后事。这既不能给国知讲明，又不好与他家人商量。他深情地对我说：“老魏呀！我俩都是土生土长的，又是搞民政的，民政工作是个过细的活儿，要做好不容易，你要有耐心、有感情才行啊。”接着，他伸出一根指头，对我说：“我最多还能再活10天，有些事情我还要给你讲一下：民政办放救济被子的地方有些潮湿，你回去后一定要把被子晒一下，如果霉坏了，我们可就对不起老百姓了。还有我放心不下胡柏春的房子，我没有帮他到最后，我心不安啦……”说着说着，他的泪水流了一脸，望我很久，接着又缓缓地说道：“为了我和老婆治病，家里把猪卖了，还欠了不少债，往后他们母子三个，还请你抽空关照一下……”他说不下去了，我的心也被揪疼了，“老周，你只管好好养病，这些事你就放心吧！”我强忍着泪水不让它掉下来，再也没法与他谈下去。哪知道，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俩的永别！
国知去世后，我牢记他的嘱托，继承他的未尽事业，在去年12月1日前，使全乡“消茅”工作圆满完成，127户、375人全部告别了茅草屋，搬进了新居。
在国知最后的日子里
周国知的哥哥周灵知
在弟弟最后的日子里，我一直都陪伴着他。
记得那是2003年6月9号的下午，我正要去上班，一开门，看见弟弟国知站在门口。他一只手按住腹部，一只手撑着门框，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大哥，我的老胃病又发了。在家里睡了三天，到乡医院打了几瓶吊针，还是不行……书记和乡长硬是要我到城里来做检查。”
我赶紧把弟弟扶进门。第二天一早，我就陪他到了县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我：“你弟弟已经是肝癌晚期，他的时间恐怕不多了！”这句话好像晴天霹雳,让我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回到病房，我强忍着悲痛，尽量平静地宽慰他：“也不是什么大病，医生说除了胃病，还有慢性肝炎。”国知一听松了口气，说：“那就好，我不想住院，太花钱。再说‘消茅’工作正是关键时候，实在是丢不开。”我见他执意要去，只好把书记、乡长叫到县医院，专门安排住院的事，他才勉强住了下来。
刚住几天，他就闹着要出院，我不准，他求我说：“大哥，我也没想要住院，走的时候工作没安排好，福利院的煤不多了，仓库里还有几十床棉絮要晒。你不准我回去，那我就只有求你，帮我跑一趟椿木营，给福利院把过冬的煤买足。另外，还请乡里的黄书记安排人把棉絮晒一晒。”
当我急匆匆赶到椿木营弟弟家时，16岁的侄女周莉一见到我，就哭了起来：“妈和爸都进城住院了。家里猪没有喂，弟弟没人管，我又马上要中考了。家里只有几角钱一包的方便面了，我们两个顿顿都吃它，弟弟现在一看到方便面就想吐……”当时我心里一酸，马上掏出50块钱给侄女，要她去买些米来。接着我又找到妹妹金芝，让她背了两块腊肉过来，洗干净，切好，才算是给两个孩子安排好了生活……。当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前，用国知给我的钥匙开门时，才发现钥匙拿错了，门打不开，存折取不出来，福利院的煤没法买。
回到医院，当弟弟听我说为福利院买煤的事情没办成时，显得十分焦急。第三天，他又让妻子汪碧秀回去办这件事情。当时汪碧秀也在住院，她一身多病，尤其是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几乎要瘫痪了。但她了解丈夫的心事，知道丈夫的脾气，便满口答应了。从县城到椿木营道路崎岖不平，她拖着有病的身体，来回颠簸了160多公里的盘山路，才把丈夫交待的事情办好，把煤送到了福利院。
那一段时间，除了上班，我都在医院陪着弟弟。他总是有办不完的事情要我去帮他办。他一会儿说：“大哥，你还记不记得长槽村那个冯卓然？他现在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去年腊月我在县里开会时见到一面，我给了他40元钱，叫他开年后到椿木营去找我，他一直没去，你帮我找一找，我想把他接到福利院去。”
一会儿又说：“大哥，你抽空给勾腰坝村的汤生朋带个话，他是个现役军属，也是‘消茅’户。他家里经济困难，我放心不下。我早就帮他联系好了便宜瓦。原先是打算帮他拉的，现在不行了，你让他拿着我写的条子，快去把瓦拉回来……”
在医院住了一段日子，他又焦急不安了，他一张一张地翻看药费单子，一遍一遍地计算着价格。一天，他捏着一把条子对我说：“大哥，我实在是住不下去了。你看，我已经把国家的钱用去了一万多，你知道乡里的经费那样紧张，像这样用钱怎么得了！你打电话给书记、乡长，说我要出院！”
书记、乡长再次来到国知的病床前，反复给他做工作，要他坚持住下去。他恳求说：“有老魏接替我的工作，我放心，但他毕竟情况不熟，我也要把账目和情况一笔一笔交待清楚，便于他开展工作。这样好吧，让他在外面跑，我在办公室替他守摊子，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在他的一再要求下，7月14日，国知又回到了椿木营，回到了他工作的岗位。
但是，刚刚过了二十多天，多次昏迷的弟弟再次被送进县医院。我看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每天只能靠吃几片西瓜维持生命，本来就消瘦的脸上，只剩下一层皮。越到后来，疼痛越来越狠，我经常看到他全身发抖，蜷成一团，却咬紧牙关，不哼出一声来。有时他实在忍不住了，才让我扶他到卫生间里哼几声。我知道他是怕影响病友们休息。
8月31日深夜，被剧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弟弟，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得的肯定不是肝炎，大哥，跟我说实话，我到底是什么病？”我知道再也瞒不住了，就哭着把实情告诉了他。大约静了一分多钟，弟弟说话了：“大哥，既然你们早就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还要送我住院，这不是白花公家的钱吗？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明天我就要回家！”他的语气里没有悲伤，没有商量的余地。
那一夜，我们弟兄俩都没有睡。当时，弟弟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开始给我交待后事：“大哥啊！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有几件事，你一定要帮我做到。首先要感谢党委、政府对我的培养。我死后，你要让我的孩子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个好人，没有做对不起群众的事，没有给党丢丑，要教育他们永远跟党走。你还要代我感谢民政局的领导和同志们。碧秀住院期间，他们救助了1000块钱，我住院时，局领导又集体来看我，我是一个普通的民政干部，花了国家那么多的钱，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9月26日，我再次上山看望弟弟，这时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他仍然在亲人的呼唤中，一次一次艰难地睁开眼睛。临终前，他要亲属把他扶到火炉边的椅子上半坐着，他紧紧抓住妻子的双手，十分吃力地睁大眼睛，目光在亲人们的脸上移来移去，他在尽力地记住我们，也尽力地想让我们记住他那些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我心里想，国知啊，你放心吧，你几十年来为乡亲和贫困户做好事，大家都不会忘记你。
人民永远记住他
湖北恩施电视台记者田雯丽
那是去年九月底的一天，椿木营乡几百名村民天不亮就起床，拿着手电、举着火把、扛着花圈，从几里、几十里外翻山越岭赶到勾腰坝村，为一个叫周国知的民政助理送行。那天，秋风阵阵、细雨绵绵，屋里屋外，泪雨纷纷。出殡时，人们从两米高的吊脚楼上接下灵柩，簇拥着国知，告别他居住了数十年的小木屋，踏上远行之路。送葬的队伍需经过玉米地，主人把快要成熟的玉米砍掉，砍出一条5米宽的路来；送葬的队伍需跨过深沟，人们跳下沟去，让抬棺的人踩在自己肩上走过。
这是一场特殊的葬礼，也是椿木营乡有史以来最隆重的一场葬礼。
为什么一个民政助理的死，一个连官都算不上的乡干部的死，会牵动那么多人的心弦？引发那么多人的怀念？我反复踏访周国知曾经走过的足迹，试图解开心中的疑惑。
走进周国知曾经住过的小木屋，我心里一阵酸楚。看见那几件陈旧的物品，就像看见了周国知清苦的生活：一床盖了二十多年的旧军被，一只锈迹斑斑的手电筒，一个廉价的人造革皮包，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和一个竹背篓。竹背篓已经黑黄，底板被磨得又滑又薄。我蹲下去轻轻摸了摸，篾条贴着我的手，一种深深的感动油然而生。多年来，周国知背着它上高山，下远乡，走遍了椿木营乡23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用这个背篓，为困难户春送种子，冬送口粮，种地送化肥，过年送补助，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了一次又一次的温暖，送去了一篓又一篓的真情！
翻开周国知的笔记本，找不到一句豪言壮语，所有密密麻麻的文字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怎样解决老百姓的困难！
胡顶成是一个驼背，他的老伴裴珍香也是一个残疾人。多年来，周国知一直都在照顾他们。我第一次到胡顶成的家，就看到了这样一个辛酸的场面：胡顶成整个人打了一个滚，才从门槛里翻出来。这位60多岁的老农一提起周国知就哭。
有一次，因为进城开会，周国知很久才来看他们，当他像往常一样走到老胡的床前，一阵恶臭扑来。原来，那段时间老胡大小便失禁，老伴又无力照料。周国知鼻子一酸对老胡说：“我没有照顾好你们。”第二天，就给胡顶成送来一床新棉被。他把胡顶成抱起来，像照顾婴儿一样仔仔细细擦洗干净，又把他弄脏的被子换下来。临走时，还掏出100块钱递给裴珍香，要她去给老胡买点药。胡顶成眼泪汪汪地告诉我说：“后来我们才晓得，那100块钱是周主任自己的工资啊！”
站在周国知曾经换过被褥的床前，我想，面对这样的家庭，也许很多人可以伸出援助之手，给他们一些钱或者物品，但又有多少人能像周国知那样，长期地不厌其烦地亲手照料他们呢？！
2002年的农历腊月，周国知已经很久没回家了。妻子汪碧秀背了一块肉来看他，让他补补身体。当时，周国知正在宿舍和困难户王召毕谈话，王召毕身体不好，50多岁了还是孤身一人。周国知见到妻子背篓里的肉，心里一动，对王召毕说：“老王，你没喂年猪，来，把这块肉提回家过年吧！”王召毕走后，周国知看妻子有些不高兴，安慰她说：“人家一个人过日子，过年连肉都没吃的，我们这里是党委、是政府，他今天来了，空着手回去，你说我心里好受吗？”
党委、政府！这四个字在周国知心中是多么的神圣！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他之所以十分看重自己的身份，是因为他看重一个党员干部身上的那份责任！看重党和政府对老百姓的那种深厚感情！
一个雨天，我坐在周国知家简陋的吊脚楼里，听他的妻子给我讲他们家的一些往事。
在“消茅”最紧张的日子里，周国知很少回家。有一天，他从家门口路过，和妻子打了个照面又要出门，病恹恹的妻子拉住他说：“国知，你就不能在家多呆一会儿？就不能把我们家也当一回贫困户？你看看这个家，和那些贫困户还有什么区别？”当时，周国知站在那里愣了半天，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为了给妻子治病，家里的猪卖了，牛送到邻居家喂养，田请弟弟代种，多年前就建起的房屋，至今还有一面板壁没有装上。直到为他办丧事，村民们才找来几块塑料布把空壁围起来遮挡风雨。结婚近二十年，他跟妻子没照过一张合影，更谈不上照什么“全家福”。他去世后的遗像还是同事们从他的工作证上翻拍下来的。其实他并不是没有照相的条件，为了搜集“消茅”资料，乡里曾专门给他配了一部相机，他用过的每一个胶卷都有详细的记录：实照多少张，损坏多少张，一清二楚。9岁的儿子从没照过相，对相机十分好奇，趁爸爸不注意，悄悄取出来看，周国知发现后连忙制止说：“别动，公家的东西动不得！”周国知懂得儿子的心思，但还是摇摇头说：“这是给那些‘消茅’户用的。等爸爸有空了，带你到照相馆去照吧。”可周国知没有想到，他到死都没有满足儿子这个小小的愿望！
听到这个故事，我的一位同行忍不住要为这个孩子照张相，小周辉很高兴，但是当记者正要按快门时，他却说：“别慌！”他跑进屋把爸爸的遗像抱了出来，搂在怀里，说：我要和爸爸一起照……记者心头一酸，用颤抖的手按下了快门！
其实，妻子是懂得丈夫的心的，女儿也懂得爸爸的心。有一次，周国知下乡几天后回到家，一进门，刚从学校回来的女儿周莉就冲着他大发脾气：“爸爸，您还晓得回来啊！妈病了好几天，一个人，饭都没吃，你管不管啊？”当时，周国知满脸愧疚，一句话也没说，放下背篓，挽起袖子进了灶屋。劈柴生火，熬好稀饭，端到妻子床头，一口一口地吹凉，一勺一勺地喂。灯影里，爸爸消瘦的脸上满是倦容，女儿想起自己先前的态度，躲在里屋悄悄地哭了！
以周国知的普通，周国知的平凡，他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工作20年，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做的和想的惟一的事情就是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在中国大地，像周国知这样处在农村最基层的乡村干部成千上万，他们没有什么级别，所得的报酬也十分微薄，但正是他们将党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正是他们像基石一样，撑起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宏伟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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