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徽州的过量人口孵化出徽商，又拖累了徽商
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原系古代少数民族“山越”的栖居地，汉以前人烟并不多。然而，晋末、唐末及宋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地区输入了大量人口和北方发达的农耕文化。唐以后，中原汉人始反客为主，统治了徽州地区。南迁的北人，各家族又竞相繁衍人丁，徽州人口急剧膨胀，人口增长与社会财富增长出现尖锐矛盾。人口急剧增长，田地拓展甚难，人均耕地骤减，导致古徽州粮食紧缺。种田人靠买粮活命，徽州人的生存处境确实堪忧，当然这其中也蕴藏着商机，徽商离家“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吴日法《徽商便览・缘起》）“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大批的劳动力就这样被逼上经商道路，有些成功致富了，有些却从此流落他乡。
徽商是徽州人口重压下的产物，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但徽州过多的人口始终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徽商历尽千辛万苦获得的商业利润，由于要供养徽州大量的人口，需要持续购买粮食，扩建房舍，用于各种日常消费，“夫商贾重困，民用日繁，而耗蠹日以甚”（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少有积累。在封建时代，以多子多孙为福，家族兴旺有赖于“人丁”，而大量人丁又需耗费大量“财禄”，成为难以消解的矛盾，人口压力最终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拖累。
二、徽州的乡土资源养肥了徽商，却没有带动当地产业
徽人“勤于山伐”，徽商是靠开发本地的山林资源起家的，然后才拓展到其它领域。这是古代商人成长的一般规律。与前述相联系，徽商最早的经营品种，是本地的山货和外地的粮食。徽商充分利用当时的生产条件，全方位开发本土的资源，做到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徽州杉木、楠木享誉全国，是优质的建筑材料，黄山松不仅可用于建筑，还可用来制墨，其它树种可产生漆、桐油、造纸等，始终是外运量最大的商品。又如茶叶，徽州高山、云雾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赋予徽州茶叶最佳品质，祁红、屯绿、毛峰皆是知名品牌。此外，祁门的瓷土烧出了上等瓷器，山珍野味被烹成了徽菜，黟县青石化作优质建材……土产商品相当齐全，给徽商和徽州带来了滚滚财源。
自然资源的开发总是有限度的，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一些徽商便将经营目标转向不依赖本土资源、“两头在外”的盐业和典当业，也获得了巨额利润。然而，徽商们在故里的投资重点是兴土木营居室、建祠修庙，极少在本土发展产业，只建有一些小手工业作坊，如徽墨厂等，对徽州本土而言，经商不过是为了以商养农、以外养内，古徽州经济始终没有突破农耕模式（尽管农业产出甚少），没有真正带动徽州区域经济的发展，徽州没有自我造血功能，其畸形的繁华只是享乐型的铺张消费。再者,从乡土资源开发的商品，多由传统工艺制成，供传统社会消费，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和现代市场，面临着转型或被淘汰的命运。徽州的文房四宝和徽菜就遇到这样的尴尬。由于书写介质的变更，传统的文房四宝便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销量大减。为了传承制墨琢砚的生产工艺，就必须调整经营方略，将大部分商品制成工艺品、纪念品，面向旅游市场。传统正宗的徽菜是以徽州本地的山鸡、鳜鱼、黄麂、香菇、木耳等山珍野味为原料，经重油、重色、重火功烹制而成，颇具特色，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时尚，并随徽商传至全国各地，名列中国八大菜系，如今却因原料难寻，口味不合乎清淡要求，重火功不合快节奏，得不到市场认同，推广受阻，面临窘境，不革新便无生路。
三、徽州的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儒雅品格，却导致其观念僵化
理学是徽文化的核心，徽州号称“东南邹鲁”、“程朱阙里”，儒风独茂，徽商很引以为豪，“贾而好儒”、“乐善好施”，地望给徽商带来无形资产，同时给徽商背上儒商沉重的包袱，程朱理学对徽商的义利观影响尤深。而一些徽商将其商业上的成功归因于故里的理学之助，还将大量的商业利润返回故里，用于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兴办书院，建祠堂、修家谱、树牌坊，营造了浓郁的理学氛围。再者,中国长期奉行“重农抑商”国策，“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事闲谭》第18册）。“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见利忘义”，这是社会对商人的一般评价，徽商却笃信“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黟县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刚传》）。徽人什六七从商，不以经商为耻，从观念更新中大获利市。徽商讲诚信、舍利取义，曾经改变了商人的形象，亦屡屡为“义”所累。诸多迹象说明：徽商始终没有成为纯粹的商人，其义利观淡化与漠视商业效能，时值清末资本主义兴起，徽商仍然固守“舍利取义”、“耕读传家”古风，观念僵化，儒商变成“迂商”，不能与时俱进，没有与资本主义商业精神和原则同行，错过了发展良机，千金散尽，就被淘汰出局，焉能造就出近代徽州的民族资本家。
可见，人口、资源、理念等是发展区域经济的关键点，由于徽商的经营活动并没有在这些方面给徽州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徽商衰亡，徽州必败落，颇有借鉴价值。（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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