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与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时起就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并在六条方针的指导下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关系。1955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里程碑。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任务主要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通过逐步的政策调整，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完整，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初步形成。

世纪之交，中国成功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高科技迅速发展带来的国际关系的种种变化，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面向世界所作的庄严承诺。

“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词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外交方面最基本的诉求，它既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时起，就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并始终不渝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五十五年来，中国外交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建立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关系，推行和平外交政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保障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为主旨的外交政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新中国领导人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和保障中华民族的独立。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首先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条方针。前一条方针明确了中国新政府将不承袭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一方针的实行使中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后一条方针明确了新中国将首先致力于清除国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而不急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以免使刚刚获得的独立受到影响。新中国是在美苏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而美国在中国内战中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基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一系列现实考虑，毛泽东随后又提出“一边倒”的方针，明确宣布中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这一方针的提出对于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久，在阐述新中国实行的和平外交政策时，周恩来又补充了三条方针，即：“礼尚往来”，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按照后发制人的原则，根据情况采取对应的外交行动；“互通有无”，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与外国做买卖；“团结世界人民”，巩固国际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影响。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提出的这六条方针，构成了新中国初期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不仅迅速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还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谈判与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工作也在有步骤地展开。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了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

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上出现了缓和局势。中共中央要求在外交方面积极开展活动，为新中国刚刚开始的大规模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1954年春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姿态登上国际舞台，第一次开展多边外交活动，第一次尝试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以积极灵活的姿态促成了印度支那停火，为缓和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作出重大贡献。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并分别与印、缅两国总理签署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1955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又出席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再次取得巨大成功。新中国从此打开了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结成一个有机体，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这五项原则虽然首先是为处理与周边国家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提出的，但中国领导人很快将它作为处理一般国际关系的准则，不仅用于处理包括资本主义各国在内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也用于处理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86 187、246页）

从当时中国对外关系的全局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突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具有法律性和道义性，主张世界各国在相处中互相监督，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经济关系的内容。从那时起，经过四十多年实践的检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几经变化，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和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一时期，中国同亚非拉国家或者说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外交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首先在这个方面得到体现。

50年代中期，在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关系时，如何消除中小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取得它们的信任是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为此，中国提出了“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平等对待中小国家，首先要警惕和反对自己可能出现的大国主义倾向。“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也代表了当时广大新兴民族国家要求改变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的共同心声，因此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亚非拉国家的普遍欢迎、赞同和支持。

新中国建立之初，与周边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消除近邻的误解和疑惧，推行睦邻政策，不仅要申明新中国的主张和原则，还必须采取令人信服的行动。在万隆会议上，中国同印尼签订了关于避免双重国籍的条约，消除了一些东南亚国家因华侨问题产生的疑虑。然后，中国又着手解决同一些邻国长期存在的边界问题。从1956年至1961年历时五年，中国首先同缅甸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此后，又顺利地解决了同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的边界问题。慎重稳妥地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对稳定我国周边环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残存的殖民主义体系进入彻底崩溃的时期。中国政府一贯坚定地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对埃及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支持，都是十分典型的事例。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中国尊重亚非拉各国人民和政府对本国制度和内外政策的选择，并致力于同各国建立新型经济关系。1963年提出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就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当时为创建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所作的努力。中国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普遍发展。

在冷战时代，中国同欧洲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是缓慢而曲折的。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从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全局出发，中国领导人以充满智慧的创造和滴水穿石的韧性，为发展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做出了富有成果的努力。这个时期，中国在处理同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时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坚持原则，耐心等待。任何国家要与中国建交，必须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并承诺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二，积极工作，增进往来。即使双方一时不能建交，仍可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各种形式发展关系，逐步为建交创造条件。第三，利用矛盾，见机而作。美国同其西方盟国之间，常常在对华政策或其他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中国领导人总能及时发现矛盾，把握机会，推动中国同某个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无论这个机会是使双方关系前进一小步，还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都不放弃。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中国同英国实现“半建交”，对日本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中法两国克服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率先实现建交等，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事例。

由于种种原因，50年代后期中苏之间出现了分歧。中苏矛盾的发展使得中国对外关系格局从原先的“一边倒”逐渐转向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相对抗。面对这一严峻局面，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并成功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中国外交工作的任务，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坚决抵制苏联把中国外交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的图谋；另一方面是坚决反对美国侵占台湾和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扩张活动，特别是反对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发动侵略战争。历史地看，正是因为中国敢于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中国才得以在两极世界中脱颖而出，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冷战的束缚，取得相对主动的战略地位。

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国深陷于越南战争和中苏边界发生冲突，中、美、苏关系的基础发生了重要变化。此时，虽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中国外交所受到的内外限制很多；但是，毛泽东通过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功地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格局，使中国外交跨入了一个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突破性大发展时期。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问北京，在政治上曾经长期尖锐对立的中美两国从此走上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引起了连锁反应。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接着出现了新一轮与中国建交的高潮。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基本实现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目标。

通过70年代初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第一次对世界格局的演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启动了自身加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这是晚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对中国外交所做的最后奉献，其影响至深至远。如果不是经他们之手完成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很难设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能迅速而顺利地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特点更加鲜明

以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是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任务，除一如继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外，主要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并为此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根据国内改革开放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逐步进行了调整。虽然对外政策的明显变化出现在1982年，但事实上调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已经开始，直至1986年才告结束。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随后又确定实现中美建交。邓小平做出这两个决断，其中既有现实和长远的外交考虑，也有重要的国内考虑，这就是要保证党的政治路线顺利转变，为即将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1982年8月，从争取和平、延缓战争和寻求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的需要出发，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我国基本的外交政策。他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5 417页）。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强调，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明显趋于缓和。根据新情况，邓小平就国际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断。1985年3月，他第一次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4 106页）。随后，他又系统阐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上发生的“两个重要的转变”。他指出：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现在我们的判断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 128页）。邓小平阐明的这两个“转变”，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个转变使我国能够真正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二个转变表明我国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对外关系正向全方位、多层次发展。

这一时期，在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包含着一系列重要的观念变化。中国明确了“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中国不仅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而且必须学习、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不同；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还有互相依赖的一面；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存在着共同利益，需要进行合作，也可以进行合作。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中国政府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来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也不再重复划分敌、我、友，团结一部分国家打击某个或某些国家的策略。

1986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一次把中国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分十个方面阐述了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至此，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基本完成。

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后期，中国在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强调自己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不断改善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致力于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中国在力争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使中苏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前进，同时继续发展同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国还运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国际地位，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包括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活动和区域性争端的解决。为实现香港和澳门回归，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原则，中国同英国和葡萄牙分别举行谈判并签署了“联合声明”，祖国统一大业取得重大进展。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推动力，不仅来自改革开放进程的需要，也来自对以往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反思。尽管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没有戏剧性的场面，但其深刻程度绝不比70年代初的那一次逊色。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变化、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认识表明，中国正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觉地朝着全面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道路前进；同时，中国也领悟到，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最后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0页）。经过这个阶段的努力，中国对外关系开始向全方位、多层次发展，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已经初步形成。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称霸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世界格局经历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大的变化。面对严峻局面，中国政府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成功应对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变动造成的冲击和挑战，保持了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在这几年里，中国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实现了同亚洲国家的全面建交；同时，进一步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国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压力，并在较短的时间里打破了西方的制裁，恢复和稳定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这就为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从90年代中期起，中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高科技迅速发展带来的国际关系的种种变化，建立面向新世纪的对外关系新格局；反对各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维护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全面执行了既定的各项外交政策，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它们的内涵。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特性更加鲜明。其突出表现是：第一，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我国内政，并在台湾、香港、西藏、澳门等问题上，有针对性地同有损中国主权的行为进行斗争。第二，坚持根据国情，自主决定开放的领域和速度。既坚持扩大开放，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又对可能遇到的风险保持清醒认识，加强防范，切实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安全。第三，坚守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仅不同任何大国结盟，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扛旗，在发展中国家里不当头。第四，尊重世界多样性，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国际事务，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解决或缓和了与其他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一些分歧和争端，为稳定国际关系大局，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不仅按“一国两制”方针，顺利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而且同一些邻国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外交工作也显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首脑外交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首脑在重要国际场合频频亮相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二是在同各国、各地区发展友好关系、同各国际组织开展合作时，中国的政策和主张更加具体、明确，针对性更强。三是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性组织结成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中，普遍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定期会晤、磋商和对话制度。这种新的机制化运作方式不仅提高了双边和多边合作效能，也有助于各方关系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

世纪之交，中国基本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新格局。在构筑面向21世纪的对外关系格局时，中国既考虑到同大国和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也考虑到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既重视发展与各国的双边关系，也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既重视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注重发展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政党的关系，注重开展各种形式的民间外交。按照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中国先后同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及欧盟建立和发展了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安邻富邻的政策得到周边国家的普遍欢迎，周边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稳定时期。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合作也进一步加强，同非洲、拉美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在开展多边外交方面，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开放的姿态发起和参加了诸如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地区多边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明确“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十六大以来，中国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继续坚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伸张正义，支持公道，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恐怖主义；继续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互利合作。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更富有建设性，更注意切实地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中国外交的各个方面更加协调，多边外交已经同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第三世界外交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当今时代，任何国家实现本国目标的过程都是国际互动的过程。中国要集中精力，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离不开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为此，我们需要把本民族的复兴同世界的和平发展协调起来，也需要国际社会对我国国内目标和外交政策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响应。“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面向世界所作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