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现行的GDP中只能看出经济指标,却看不出其背后的环境生态破坏。我们的发展成本远高于世界平均发展成本。在世界平均状况下每花1美元,
潘岳建议,我们需要先建立一套新的国家绩效考核体系。今后官员的政绩应该体现出创造每单位GDP所耗资源与所释放的污染物越低越好;本地区每个劳动者的全负荷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国土面积所承载的经济总量越高越好。官员环保考核还应包括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环境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森林覆盖增长率、环保投资增长率、群众性环境诉求事件发生数量等指标;还应包括当地政府对中央各项环保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
他认为,我们应加快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为了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的利益补偿。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把区域生态补偿作为重点,还可考虑对生态脆弱地区实行特殊税收政策。应根据资源、人口、经济总量与环境生态的不同功能,确定不同目的,设立不同标准,调整不同区域,优化配置不同资源,还应建立国家产业补偿制度。这是要解决末端产业对于源头产业的利益补偿;解决二、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的利益补偿;解决成品产业对于资源产业的利益补偿。与此同时,要实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发展循环经济,提倡发展使用新能源,从根本解决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的矛盾;还要开展生态移民,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与最贫困区往往重合为同一区域,要逐步将此类区域中的居民搬出来。发达地区应划出一定区域建成西部生态移民经济开发区。国家生态补偿资金要重点用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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