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如果想办好一份学术期刊，一般来说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选址在中心性大都市，可以有雄厚的媒体与人力资源作依托；二是如果“刊”在边缘，那就要有足够雄厚的资本投入，以弥补自身在区位优
和许多地方社科院的学术理论期刊一样，它生长在“地方”，没有足够的媒体与人力资源，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相反本身还有一些明显的劣势 一是离北京太近，就像大树下的小草不可能有足够的阳光与空间一样，像这样的地方性刊物也最容易成为京华学者“二三等作品”的集散地；二是它也不像一些传统的老牌期刊，可以躺在当年创下的“家业”中吃“老本儿”。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它竟然在短短几年中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当代学术刊林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品牌。
对于《河北学刊》来说，2004年的春夏也许是最值得纪念的，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3年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量排名”中，《河北学刊》在全国同类学术期刊中位列第三；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服务部2004年推出的《检索咨询服务报告》中，《河北学刊》在近三千种社科类期刊中位列第七，而就在几年以前，它还一直在一百位左右徘徊。由于这种骄人的成绩，它在2004年同时被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完成了自身神奇的“帽子戏法”。
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一个看法，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一个人做了不道德的事情，那么被责备的都应该是主体，而不是环境。仿此也可以说，不管条件怎么样，只要有了合适的人，就可以办出第一流的刊物来。但要在艰苦的条件下成就一番事业，它对主体的要求也必然十分苛刻与严厉。据我所知，《河北学刊》有一个爱岗敬业的编辑群体，其主编是一位在《河北学刊》工作了二十余年的老编辑。一般人熬到主编的份上，已不想做什么事了，而他恰好相反，在做了近二十年的“媳妇”、终于有了一个平台以后，在他身上激发的是一种罕见的敬业与勤奋。他给人最深的印象有三：一是出门一定背着一大捆杂志，像一个市场的推销员；二是几乎没有参加过学术会议组织的旅游，有时仅是为了节省一笔旅游费；三是每到外地必先找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处理邮件，生怕冷落、疏远了《河北学刊》的作者们。有人说他是中国最辛苦的学术期刊主编，我想是有道理的。这对于那些总是抱怨条件不好的学术期刊来说，从《河北学刊》那里或许可以领悟到一点什么吧！
除了敬业与勤奋，《河北学刊》的成功，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编辑们的智力与技术。在当下，做学术期刊的编辑的确不容易，要应付的东西太多，既需要具备很高的智力，也需要有足够多的处理现实问题的技术手段。前者可以帮助他们看清问题、抓住机遇，而后者则可以帮助他们把问题处理、解决好。《河北学刊》在这两方面都非常出色。从技术上讲，如果说它的初级阶段是处理内稿与外稿、关系稿与人情稿等人际关系，那么更重要的则在于，如何才能拿来学者手中或脑子里的好稿子。对此，《河北学刊》的一个拿手好戏是，他们有办法使习惯于做实证统计的学者写一篇思辨性的文章，也可以使一个擅长微观研究的学者做一个宏观性的课题，这样的文章既有微观、实证的功底，又有宏观与思辨的视野。《河北学刊》的许多文章容易被转载、产生影响，实根源于此。从智力上讲，最大表现当然在于“识货”，这要求他们既要有学术前沿眼光，同时也要舍得“下本钱”。这方面他们干过很多漂亮事情。比如，我近年来比较关注“在学理上推动学术进步”，在我看来，当代学术普遍存在的“学术不纯”与“学理不精”问题，主要由于陈旧的学术观念与僵化的学科框架所造成，如何反思、清理它们，也直接关系到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2003年秋，在南京我与他们初次接触就取得了共识，第二年《河北学刊》就推出了一个新品牌栏目，就是现在学界相当重视的“关注当代学术元问题”。又如，关于“启蒙”问题，《河北学刊》先后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而它的中心人物是青年学人张光芒，如果要其他刊物为一个“后生小子”如此破费，那是很难想象的。但这个讨论在后来的反响，证明了所有的投入都是值得的。
一言以蔽之，《河北学刊》对当代学术期刊及其从业人员的最大启示就在于，一方面要冷静、理性、积极地面对市场化的挑战，不做经不起任何现实风霜的“温室刊物”；另一方面，又要以高度的职业道德、勤奋的思考与富于活力的技术手段，承担起引领人文学术研究走出传统模式、实现真正的创新与进步。
（本文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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