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文化工作 恪守职业道德

编者按：为建设高素质的宣传文化人才队伍,中宣部组织实施“四个一批”人才工程,提出用5到10年时间,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努力培养一批全面掌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贯中西、联系实际的理论家,一批坚持正确导向、深入反映生活、受到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

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兼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杨金海

在这一周的学习时间里,我和研讨班的各位学员一样,感到格外荣幸,因为我们赶上了“三个第一”：中央第一次实施“四个一批”人才建设工程,中宣部第一次组织这样的学习班,我们第一批入选。在荣幸之余,又深感责任很大,诚惶诚恐,深感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大。

“四个一批”人才标准有四条,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政治强”,这是非常正确的。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其意识形态都是要讲政治方向的。特别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更需要讲政治方向,否则,人们的思想理论就会发生混乱,甚至成为一盘散沙,危及党和国家的安全。我们必须始终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特别是要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理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使理论研究工作永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如何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信、真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有一点应当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就是要大力研究和宣传8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仅对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我国的现代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现代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五个层面,即哲学层面、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层面、大众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以及日常生活层面。这些问题讲清楚了,有助于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乃至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史上的地位,并自觉地来维护它,建设它。

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关键要靠理论创新。我理解,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是要进一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通过10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梳理理论问题,建设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包括基础理论建设、教材建设、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等。工程完成后,将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现代文化体系、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以新的生机和活力。

我们中央编译局主要承担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基本观点的研究任务,其中每一项工作都需要创新。我们要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联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深入研究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特别要深入挖掘那些过去不够重视而今天看来对我们特别有意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全球化思想、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列宁关于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思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力求全面、科学、准确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同时,展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我们不少同志既是理论工作者,又是管理者,深感要做好理论研究工作,还需要认真研究理论自身发展的规律,认真处理好各种关系,起码要处理好以下十种关系。

1.供与求的关系,即理论成果的提供与社会对理论的需求的关系,这是理论研究领域最基本的关系;2.一与多的关系,即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研究成果多样化的关系;3.破与立的关系,即破除错误观点与树立正确观点的关系;4.新与旧的关系,即继承与创新、当代与历史的关系;5.知与行的关系,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6.内与外的关系,即中国眼光与世界眼光、中外交流的关系;7.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即理论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知识与信仰的关系 例如没有信仰的唯物主义是可怕的 ;8.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即理论成果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物质载体的关系;9.提高与普及的关系,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宣传普及的关系;10.繁荣与管理的关系,即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与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管理的关系。

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处理好了,才能够保证理论建设有系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新华社总编室副主任吴锦才

参加中宣部组织的首批“四个一批”人才研讨班，深受鼓舞。我作为新闻编辑的代表，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确了一个责任，树起了三道标杆，要思考两道题目”。

“四个一批”是国家一项重要的人才建设工程，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吉炳轩同志在开班动员时要求我们做到“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成为本行业、本专业的领军人物。部领导给我们提出了目标、任务和要求，我们一定要干出名堂、不辱使命。这是我们的光荣责任。

作为新闻编辑，本身从事的是不大出名的幕后工作，这次中宣部对我们编辑领域的工作同样给予高度重视，使我深受激励。成为一个高水平的编辑，任重而道远。“四个一批”中，对记者、编辑、主持人提出的要求是“坚持正确导向、深入反映生活、受到群众喜爱”，也正是具体做好高水平编辑的三道标杆。我们必须学习理论、深入基层，养成实事求是作风，坚持群众第一观点，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水平。

（一）编辑工作必须始终掌握正确导向，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在新闻单位内部，编辑起着核心的作用。“坚持正确导向”具体到编辑工作中，就是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正确处理好新闻与社会的关系，承担起引导社会、稳定社会的责任。如果说记者是从“入口”上负责稿件，那么，编辑负责的就是“出口”，也就是“把关人”这项工作。编辑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敏锐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责任感，才能把每一篇稿件处理得当，在每一次报道中都取得成功。

（二）编辑工作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喜爱作为工作目标。新闻单位大都实行“编辑中心制”，编辑业务技术功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体报道的水平高低和是否有效，决定着我们的工作“群众喜爱不喜爱”。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同志和我们座谈时指出，我们不能把工作的终点放在截稿、关机、付印这些具体的工作环节上，而要把目标确定在报摊上是否有群众抢着买我们的报纸上，确定在我们的稿件是否能引导群众的街谈巷议上，确定在大事、难事发生时我们的报道是否能够理顺群众情绪、平衡群众心理、化解群众情绪上。这是检验我们工作成绩的尺子。

（三）编辑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求真务实作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严肃的警示，对我们新闻工作来说，很有针对性。因此，我们在编辑工作中要持续不懈地研究思考防止“最大的危险”、发挥“最大的优势”这两大问题：

――如何防止出现“最大的危险”？现在，新闻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令人不安：有的照抄被采访单位提供的材料甚至企业发布的“通稿”，有的仅凭打电话采访、扒网站粘贴写作，有的因道听途说导致稿件不准确……这都是脱离群众的表现。虽然这只是局部的现象，但作为编辑，要敏锐地发现这些问题的苗头，在“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中，和记者一起，从防微杜渐着眼，从建立机制入手，解决这些问题。

――要防止出现“最大的危险”，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把“最大的优势”发挥出来，扎根群众、深入实际。只有听到实实在在的声音，才能报道出实实在在的声音；只有见到真真确确的事实，才能报道出真真确确的事实。当前，要从恢复发扬我们党的新闻工作最基本的优良传统做起，像范长江那样行走西北塞上，像穆青那样广交农民朋友，像刘云山同志那样“夜宿车马店”，与基层百姓畅谈，了解和把握最基层的民情、民意、民声，讲实话、报实情。

这次研讨班结束后，我们有许多课后作业要在工作岗位上完成。目前，新华社正在以宣传报道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契机，组织“加强正面报道”业务练兵活动，力图把党和政府想说的和人民群众想听的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大做强正面报道，做好政策的权威发布和解读，加强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报道。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要努力提高编辑水平，真正发挥出“领军”作用。

兢兢业业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刘恒

将近一个星期的学习,我们短暂地离开了属于自己的窄小的写字台,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注视我们周围的这个沸腾、复杂和神秘的世界,并再一次确认我们自身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我们当然不能奢望仅仅通过认真倾听和真诚交流就能廓清所有重大问题,但是我们至少具备了一个最关键的认识,一个最大的也是最具体的收获――我们更加明晰地确认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为了履行这一责任,我们必须鼓起更大的勇气投身到写作之中,投身到漫长而艰苦的实践中去 我们坚信,不管我们的认识多么浮浅,这种认识也必将在实践中得以深化;不管我们的理性多么脆弱,这种理性也必将在实践中得以升华并经受考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在写作上遇到的所有问题,只能在也必将在具体的实践中寻找解决的途径并最终加以解决。为此,我们将继续兢兢业业地做事,踏踏实实地做人。

我是以写作为生的人。我的身份是作家,我理解这个身份的一般意义,但是这个身份的真正意义和它对我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在思索。我始终认为,不论从人格的角度还是从人品的角度来看,我绝不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个人主义者。尽管如此,我又不能不承认,自从文学在我的心目中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自从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成为我灵魂上的旗帜,勤奋写作和独立思考就成了我终生追求的目标。那种在精神世界里孤独寂寞的状态反而让我感到幸福和满足,也让我领悟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同样,非常显然,不论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感性的角度来看,我也绝不是一个心地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国家和民族在每一个领域的每一项大大小小的得失,都能在我心中激起痛苦或欢乐的波澜。我或许没有资格以忧国忧民之士自居,我更不想夸大自己微渺的写作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可是不论何时何地我都愿意承认一个小小的事实 第一,我对民族的振兴怀有深深的期待和梦想;第二,我愿意为这个梦想永不停息地工作并献出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

坦率地说,我并不担心自己的立场。我生长的环境,我所受的教育,我的血管里流着的平民的血液,这一切都决定了我的父老兄弟姐妹离我并不遥远,他们的喜怒哀乐一日复一日地深深地影响着我,这种影响直接而有力地催生了我的所有作品。但是,在得到文坛内外的好评和适度的自我满足之后,尤其是在得知自己被善意地界定为某种人才和某种人物之后,我越发清醒地看到了我的作品以及我本人的渺小。我必须正视自己的局限性。所以,尽管我不担心自己的立场,却不得不担心自己理性的深度,不得不担心自己才华的持久性及其能量。不过,即便我的努力乃至毕生的努力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几滴水,我仍然愿意把它们投向大海,投到一个无比伟大的事业中去。

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伟大事业是什么呢？这个研讨班已经给出了答案,依我个人的理解,它不是别的,它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就是――民族的振兴 如果没有民族的振兴,我们可爱的祖国就没有未来 跟这个伟大的目标相比,往昔的种种努力和付出是远远不够的。我把这个研讨班看作灵魂的休养,并把它当成一次重要的重新抖擞的机会,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认真思索并采取行动。

今年春天,为了完成《张思德》的写作任务,我到延安去采访,所见所闻令人深思。回顾历史,在那样恶劣的时局和艰苦的环境中,这些共产党人竟然取得了胜利,他们凭借的显然不是物质力量。他们靠的是坚定的信仰,靠的是强大而牢固的精神力量。延安的史实证明,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充满了牺牲精神和探索精神的努力,激活了全民族沉睡的灵魂,使一盘散沙似的国民渐渐凝聚起来,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论现在还是未来,不论各种条件是好转还是恶化,不论我们的国家还是我们自己,一定会遇到也一定会克服各种各样的困境。但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牢固而开阔的信仰和坚定而强大的精神力量,一定会升华整个民族的灵魂,也一定会造福于国家和人民 我们自己,也会因此受益无穷。

我的同行们以及我本人,没有理由不感到欣慰。因为显而易见,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是这种精神追求的一部分,也是这种精神力量的一部分。我们的所有努力也必将融合于那种伟大而持久的努力之中。

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从事出版工作

《读者》杂志主编彭长城

“四个一批”人才建设工程是宣传文化系统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切实推进新形势下宣传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能有幸作为首批人选参加研讨班,既是一种荣誉,也感到沉甸甸的责任。

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迫切需要广泛而深刻地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迫切需要系统而生动地阐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断凝聚振奋炎黄子孙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力量;迫切需要及时而准确地传播各种知识信息,不断满足人们丰富精神世界、提高文明素养的需求。自觉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时代和人民对出版业和出版人的呼唤。只有以此为己任,中国出版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

《读者》杂志从创刊之初就提出而且一直在实践着“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理念,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又提出要做“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希望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记录人类社会“真善美”的本质特征,激励人们创造美好的生活,从而承担起启迪民智、传递信息、传播知识、更新观念、积淀文化的社会责任。经过20年的努力,不仅《读者》杂志受到社会各界的喜爱,杂志社所倡导的一些公益活动也得到了广泛响应。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出版工作者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读者》从创刊起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传达一种人文关怀。而这种人文关怀是建立在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辩证统一的基础上的,具体体现为文化的关怀、情感的关怀、成长及实现人生价值的关怀,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关怀。我们希望这四个关怀不仅发挥杂志在“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中的独特社会效益,同时也能成就《读者》的品牌效应。

当前,文化消费需求的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人们心中始终储存着一种向上的力量,它需要一种催化剂来滋养、激活和发扬光大。对于一份文化生活类的期刊来说,拓展内容的人文内涵,满足读者向上、求真、执美的心理需求,是为人民服务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很好结合的重要手段。创刊伊始,我们确定《读者》是一份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大众刊物,是一本人人都能看得懂、买得起的杂志。直到现在,《读者》也仅售3元人民币。由于坚持“高质量、高品位、低价位”的指导思想,坚持“真、善、美”的阳光主题,《读者》从创刊之初的月发行量9万册发展到现在的月发行量800余万册,创造了亚洲第一中文期刊的神话,在世界综合性期刊中排名第四。1983年杂志的年利润只有8万元,2003年已达4000万元。今年8月,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中国期刊协会联合组织召开了“品牌、质量、效益――《读者》之路研讨会”,为《读者》杂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和契机。

需要看到,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少数出版单位和出版工作者,迷失了方向,对自身担负的历史使命没有清醒的认识,丧失了传媒对社会责任的理性思考和道德审视,甚至放弃应有的品格,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为一些内容不健康、格调低下的作品提供传播渠道。对此,应当引起出版界的高度警觉和坚决抵制。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出版在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弘扬社会正气、提高公民素质等方面的任务更重，也更为紧迫。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改进传播方法和传播技巧，把一切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及时、准确地传播出去，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聚力量。

肩负起神圣而光荣的职责

人民日报驻俄罗斯首席记者吕岩松

新闻工作同党和国家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全社会都在关爱着我们,对我们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这四条标准既是党和国家的要求、人民的期望,更是我们今后长期努力的方向。

要真正成为一名能够坚持正确导向、深入反映生活、受到群众喜爱的知名新闻工作者,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光荣感。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更好地发挥示范作用。

纵观新闻界前辈的成长道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热爱祖国、胸怀人民、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是一名优秀新闻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思想品德。没有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范长江就不可能冒着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风险撰文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向世界展示中国独立强盛的希望;没有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穆青就不可能在长达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时刻放在心间;没有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郭超人也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攀登珠峰,“零距离”地报告登山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

要成为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我们首先要学习前辈的优秀品德,牢固树立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崇高理想信念。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宣传文化领域的人才建设同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密切相关。我们必须全面深刻领会这一工程的重大意义,怀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接受培养和教育。

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宣传、教育、动员人民群众的一种舆论形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毛主席过去讲过：“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这一要求并不只是针对新闻单位的领导,也包括在第一线采访的记者,都必须树立大局观,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正是得益于这种政治素质,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及时发掘出反映时代精神的重大选题,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创作出一系列产生重大影响的好作品,饱含着深情塑造出感人至深的好典型。

江泽民同志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胡锦涛总书记也一再强调要牢牢掌握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新闻这一职业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具有坚定的党性原则,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要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我们必须不断提高理论素养,深刻领会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加强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在现阶段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深入系统的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具备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才有可能将朴素的感情转化为自觉行动,才有可能在统一思想的工作中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只有坚持科学认识论、深入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的本质、看到社会发展主流。一个对社会认知程度差的新闻工作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创作出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心声的好作品。目前,某些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不仅腿下不去,心也下不去。他们热衷于跑会议、接受招待、躲在宾馆里靠文字材料搞报道。这种浮躁、肤浅的采访不仅有悖于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作风,也违反了新闻工作的基本规律。

新闻作品应该是记者内心深处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只有当我们本人被采访对象感动了,我们才有可能用自己的作品去感动受众。只有坚持“三贴近”,我们才能更好地弘扬主旋律,更好地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工作者的重大使命。为此,我们必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境界和业务能力等方面不断地完善自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肩负起神圣而光荣的职责,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民族艺术需要德艺双馨的传承者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

今年8月,我与30余名艺术家一起荣获由国家人事部、中国文联颁发的“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这周我又与来自理论、新闻出版、文艺界的优秀人才共同作为“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对象参加首届研讨班,这是党和政府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巨大鼓励和崇高荣誉。由此,我常常反思自己和这些荣誉之间的关系。通过研讨班的几天学习,对如何真正做到德艺双馨,在作品、人品上起表率示范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德艺双馨来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精神,是对古往今来一切优秀文艺家价值取向和人生的肯定,因此,我们追求德艺双馨的境界,也就是继承发扬优秀民族文化精神的实践。

一切文学艺术劳动,都负有承载信仰的责任,我们讨论一个艺术创造者的高低时,要看其德行,品格能否与文艺作品表达的思想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德艺俱全的被誉为上乘之人,反之则为我们的价值评判所摒弃。做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既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党和人民的希望,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第二,只有做到德艺双馨,才能创造出优秀的精神文化艺术成果。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有“立身、立德、立言”这样的追求,对我们艺术家来说,也就是要提高完善我们自身的精神修养,树立我们自身的文化形象,传播优秀的文化成果。梅兰芳、常香玉等许多前辈、大艺术家已经在我们面前树立了丰碑。越剧界也有袁雪芬、顾锡东这样的老艺术家楷模。在他们身上,“德”与“艺”之间的关系是水乳交融的,德提高了艺,艺启示着德,双馨才能双赢。

第三,新世纪对德艺双馨有着更深更高的要求。

1.要有更远大的艺术抱负,才能承担起艺术创新的时代使命,这也是我多年来进行越剧改革的体会。中国传统文化对读书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过去对修身和平天下之间那么大的跨度不能完全体会,多年来的艺术实践让我明白了,你的胸怀有多大,你的定力有多深,决定了你的艺术之路能走多远。

从《西厢记》到《寒情》、《孔乙己》、《陆游与唐婉》,再到我们与作家王旭烽合作的《藏书之家》,这条越剧创新之路,走得异常艰难。在当今多元文化格局的态势下,越剧原有的“落难公子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模式,已远不能满足今天的审美需求,我们应当自觉地思考在传统剧种和艺术中如何表现先进理念、时代精神。我团最近排演的《藏书之家》,是以宁波“天一阁”百年书楼家族承传为题材的。我们在借用传统佳人才子模式以增加艺术感染力的同时,赋予该剧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通过主人公寂寞坚守,永继斯文的执著,传递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情怀、信念和文化守望,这份守望恰恰是被今天的人们正渐渐淡漠了的,这种价值取向也恰恰是今天最需弘扬的。

2.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担当,才能进行新时期的艺术创新。创新往往很有可能得不到理解,而我们自身的创作又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我们要面临误解、排斥,面临暂时的不被接纳,更要面对物质的挑战。如果没有信念、信仰,守不住寂寞,耐不住清贫,可能真的干不下去了。但我们坚持做下去,无怨无悔地去传递中国传统艺术的薪火。

3.新时期民族艺术需要德艺双馨的传承者,也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在新世纪新形势下,老黄牛式的、传统劳模式的、螺丝钉式的人生追求已经不够了,有的时候,甚至当我们在追求更高的境界的“德”时,有人反而以为你傻,你好高骛远,有时难免孤独。所以当我们一边坚持实践时,一边希望得到更大的支持。这次中宣部举办“四个一批”研讨班就是对我们的最大鼓励。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提高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和水平，具体落实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作为党员，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团长，一名新时期的戏剧工作者，有义务、有责任加倍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提高自身思想、文化素养，提高技艺，不畏艰难，将民族传统艺术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