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前宁波的学术文化要远远落后于宁波的商贸文化。自两宋以来，宁波人不但开始重视学术文化的建设，而且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北宋庆历年间，有杨适、杜醇、楼郁、王致、王说等硕儒在四明讲学，培养了一批人才，开创了四明兴学重教的好风气。南宋时，明州既是当时重镇，也是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同时也是“浙东文化”的
儒学发展到南宋，明显地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两大学派。心学和理学原是同宗，都以孔子之道为道统，崇尚孔孟的仁义思想。心学与理学的分歧始于对孟子“性善论”尽心知性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太极和无极”、“格物致知”、“尊德性而道问学”等问题的不同认识。
理学以先验的“理”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准则。程颐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天理”主宰一切，人的一切作为，合于天理便是善，违背天理便是恶。朱熹又进一步认为，“人之性之所以为人者，是天理。”他们又将人之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理学家将人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要求都看作为“人欲”，而人欲是危险的，“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人欲是恶，因而人性中常会发生“理欲冲突、天人交战”的情况，所以理学家竭力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种观念大大地扼杀了人的本能，束缚了人的个性发展。与之对立的象山心学，则认为心即是理，理在人心之中，人只要保持赤子之心，清除后天的污染，天理和人心并无二致，“盈天地间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陆九渊认为理学的“天理人欲之分极有病”，对人的欲望不能一概否定，要分清这欲望是正当的还是邪恶的，主张“切己自反，改过迁善”。他还指出，看一个人是否有道德，要从他日常生活中去看，“道理只是眼前道理，虽见到圣人地步，亦只是眼前道理。”重视人的自然本性，反对理学对人性的束缚。
当时，陆九渊的几位弟子如杨简、袁燮、沈焕、舒?等都是四明人，又同时在明州开馆授徒，所以影响很大。后人将四人的思想学说统称为“四明学派”，“四明学派”实质上就是“心学”派。杨简在陆九渊“心即是理”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意”字，他说，“此心本无过，动于意斯有过。意动于声色故有过，意动于货利故有过，意动于物我故有过，千失万过皆有意动而生。”故孔子每每戒人毋意毋必毋固。他认为，“意如云气，能蔽日月光明”，意害道害心，是人之至善之性的大敌，因而不良意念一旦流露，就必须将它克服。他在《绝四记》写道：“人心自明，人心自灵，意起我立，必固凝重，始丧其明，始失其灵。”这对象山心学又有新的发展。
象山心学与朱熹理学另一个分歧点是对《中庸》中“尊德性而道问学’这句话的不同解析。朱陆两派在江西鹅湖会上展开激烈辩论，陆九渊认为，“尊德性而道问学”以“尊德性”为大，“先立乎其大”，其他学问都能随之而归。如果本体不立，只在问学上下工夫，就是无源之水，学问虽多而无益。朱熹则认为，要尊德性先要道问学，学者要以问学为先，格物穷理是入圣的阶梯，要学者反反复复去读圣贤的书。陆则坚持立本为大，“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因而反对繁琐哲学。缘此，陆门子弟都以“尊德性”为立身之本，四明四先生都重德性，并言行一致。他们做官廉洁爱民，以德行政，说“政事不出于德，非德政也”；教书以德育人，学生中多有德之士。四明四先生的道德文章，为南宋一时之人望。文天祥发出由衷赞叹 “一时师友，聚于东浙，呜呼盛哉！”“四明学派”重道德实践，连朱熹也认为“游陆氏之门多践履之士”。
明代的王守仁 阳明 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心学，同时也吸收了杨简“意”的某些观点，倡导“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思想。良知说和知行合一说是对理学重知轻行、重先验轻实践思想的批判和修正。他认为良知是人本性具有的美德，致良知的“致”就是行，知和行要一致，“知是行的主意，形是知的工夫”。他教导学生，“吾辈为学重在实践，不实践不足为学。”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到了明末清初黄宗羲时又有新的发展。入清以后，黄宗羲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宋元明以来儒学诸大家的学术思想，取精用宏，对宋明儒学，分人立案，作了精微的阐述，所著《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学术思想史，影响深远。黄宗羲又进一步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来研究王学，扬弃了王阳明思想及其后学的唯心成分，继承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将注意力转向社会现实，主张“经世致用”。他推崇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那样能任天下之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经济思想上他反对封建主义的轻商思想，提出“工商皆本”的重要观点。黄宗羲出生在余姚，宁波是他活动和讲学的重要基地。黄宗羲思想的形成，和海运、商贸、经济发展较早的宁波社会氛围当有一定关系，反过来又对宁波人的经商积极性有正面影响。以黄宗羲为学宗，由万斯同、章学诚等史学家全面发展，后由全祖望集其大成的浙东史学，就是由心学向实学转化的浙东文化之学术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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