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对于文学而言,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最大问题是,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包括这个价值系统的运转、传播机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些文学圈内人把由此导致的文学现状称之为文学的边缘化,其明显的暗示是:社会抛弃了文学。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文学由于脱离了人的价值生活,因此也
在人类的整个精神生长过程中,文学始终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参与者。文学是人的精神生长过程的结晶。在这个过程中,哲学与宗教生产着价值,指引或规定着人类前进的方向,而文学与艺术则作为价值的载体,引导人们在世俗生活中与价值融为一体。
所谓价值,就是人对自身存在的肯定,是人类为了鼓励自己生存下去而为这个世界建立的精神秩序。在价值的指引下,人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和存在的意义。比如哲学的真、宗教的善和艺术的美,就是人类价值的终极方向。而文学作为价值的载体,它的最终使命恰恰是让人在日常生活中认知和接受人类的普遍性的价值追求。
抽象地或笼统地说,文学首先是精英的文学,是思想者和探索者的文学,文学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人群的价值追寻的精神制高点,是一定时间内人类精神所达到的辉煌顶点。譬如,屈原、李白、杜甫、鲁迅、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就是这种精神探索的代表者。文学是一种精神世俗化的过程,是一种价值普及化的过程,当然也是一种精英文化大众化的过程。在文学的世俗化大众化过程中,那些先行者的思想和精神在日益通俗的作品形式中被大众认识和接受,成为公众价值标准的一部分,成为庸常的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由此也就成了传统的一部分。于是,那些不满足于世俗现状的个别人又开始了新的精神探索,一些新的文学形态和价值形态又会以先锋和时尚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眼前。人类就在这样一轮一轮的探索中成长和成熟,文学就在这一轮一轮的精英化与世俗化的交替中承担了整个人类精神生长的催化作用。
从人类精神生长的历程和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文学的本质是对价值的追寻,文学从来就不会固守一个价值标尺。所以,文学在一种文化的价值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全面承担着价值生成、价值判断、价值传播、价值演化、价值消解、价值更生等系列功能。当我们把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看作一个持续的时间过程时,我们更容易看到,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长的动力,作为价值的承载者,对文化建设、对文化结构的形成与完善所起到的基础性和革命性作用。因此,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价值断裂或价值缺位,文学具有直接责任。
中国需要重建价值系统,至少需要对现有的价值系统加以清理,使这一系统能以清晰的面目示人。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应当自觉地承担起先行者的使命。特别是当原有价值标尺、价值样板和价值象征遭到怀疑甚至抵抗的时候,文学所特有的形象传递、情感转移和审美共鸣功能就可以发挥强大作用。
中国文学的价值重建,本质上是中国文化的价值重建。这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动态过程。文学在此做的只是部分基础性工作:树立理想、提出信念、塑造榜样,以形象的方式在理想、信念和榜样之间建立起价值联系,建起统一的可为公众接受的价值模式或价值尺度。
从理论上说,文学的价值重建是可能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人的价值创造活动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上,文学的价值重建也是可行的,因为在人类历史或中国当代史的主要转折点,文学都曾参与其间,为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转换做了添柴加火或是引流疏导的角色。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选择了远离价值而去的生存形态,但如果不想让自己受到冷落的话,文学必须重新关注现实、关注理想、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为重建中国的价值系统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于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而言,价值的“生成”过程,就是经典的诞生过程。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文学的种种功能,主要依靠的就是文学的角色塑造功能。早期的氏族英雄,后来的帝王将相,再后来的屈原关羽孙悟空江姐雷锋,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和人的精神的日渐成熟,我们看到的文学形象就越来越多。在人的每一次重大的社会选择面前,文学都会天然地成为价值的引导者,都会作为整个社会的精神导师而向社会推出自己精心塑造出的形象来。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因为离弃现实而失去了从现实中寻找价值范本的能力,文学更因为失去对价值的热情而无力创造出自己的具有精神感召力的价值典范。所以,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其实是带有一定主动性地退出了文化的价值建构过程。
文学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技艺,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活动。文学是人的精神成长的象征,也是人自身存在的意义的证明。没有文学的人类将是一种没有创造力的动物。同理,不参与文化价值建设的文学也是虚假的文学。因此,为了文学自身的存在,中国当代文学必须参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生成和价值重建。中国文学对于当前社会的价值、信仰应该发挥主动的积极的影响。
当然,就像以往的中国文学是用了数千年的时间才树立起自己的系列形象,价值重建的过程是缓慢的和艰难的。我们要在新的人文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下重新建构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需要付出同样的努力和期待。只要我们关心人、关心现实、关心人的存在意义,我们就会去寻找我们的坐标和方向,就会去追问我们的言和行,就会去思考我们的得与失。那样,我们的文学就有了自身生存的动力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