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体，中国当代散文更因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尤为复杂与多元的形态，所以中国当代散文史著虽已出版了五六种，但似乎只有张振金教授费时五年完成的《中国当代散文史（插图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提供的治史经验更值得重视。
一是内容全。张著完稿前所
二是以散文思潮的嬗变与演进显示散文发展的内在规律。由于文学思潮与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所以无论主潮还是非主潮都印记着文学发展的轨迹，不可偏于一方。但一些当代文学史著却对“十七年散文”存在偏颇看法，或一概称之为“颂歌体”，或认为“形成了只能歌颂光明，不能针砭时弊的一统的思维模式”，张著则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的散文”既有“新时代的赞歌”和“诗化生活的记录”，也有“社会矛盾的多方探索”，并通过对巴人及其杂文作品的分析，说明巴人杂文不仅“与资产阶级‘人性论’无缘”，倒是“有一种尊重人、爱护人，以及对人民严肃负责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实际意义”；又通过对邓拓《燕山夜话》及陈笑雨《长短录》的剖析，说明这些杂文的“思想深刻锐利又极富于知识与情趣”，因而，“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他们的杂文，在散文史上留下了一道不灭的闪光，使人们对于那段历史的了解并不那么单一，也因为他们哪怕极为有限的独立思考精神，才使这一段散文史不至于过分单薄和苍白，多了一分厚重和亮色。”这既是对“十七年散文”误识者的反驳，更由于将这些杂文创作看作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的张扬，尤见深刻。特别是通过对余秋雨散文的透视，进一步地揭示了散文艺术对于科学地把握世界、创建中华民族崭新的现代文化所具有的重大作用。张著认为：余秋雨散文“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文化反思之中，贯注了深刻而独到的理性精神”，而这种“理性精神是对人生的彻悟，是对历史的静观，是智慧的闪光，是对平庸琐碎的超越，是对世界的哲学把握”。这就启示我们该怎样使散文实现“对人生的彻悟”、“对平庸琐碎的超越”，为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创建新的民族精神大厦发挥更大的作用，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三是评论作家作品始终注重审美价值，并尽最大努力说明这种独特价值的来由，因而使读者不仅能对有定评的作家作品增加新的认识，对一些有争议的作家作品更能看清真相，还这些作家作品的历史原貌。如杨朔散文，1980年以来就不断有人提出批评，有的说它“粉饰现实”，没有像彭德怀那样“敢为人民鼓与呼”；有的说它“自我置换”，把表现“自我”置换成了表现普通劳动者，有的甚至说它“总体”上是“完全失败的”，究竟该如何看待杨朔散文，实质上已成为如何正确对待“十七年”历史的问题。张著既从多个方面评述了杨朔“总是”以“诗人的眼光”、“诗人的风姿”和“从诗的角度”、“像写诗那样”完成整个艺术创作，又结合杨朔一生的创作道路，梳理出杨朔散文诗化的来龙去脉，指出“杨朔散文诗意的素质，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认为他“早期的通讯和散文，已经表现出意境美的倾向”，到了50年代写《石油城》时其“诗意美的艺术特点便更清楚地表现出来”，而“以《香山红叶》为标记……杨朔的诗化散文的风格已经形成”，以后包括常被人诟病的《蓬莱仙境》、《海市》、《雪浪花》等作品“就是沿着这个方向愈趋圆熟的”。就笔者所见，这种追根溯源的揭示与分析是此前所有谈论杨朔散文的文章未曾有过的，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必要梳理的缺失，才导致了对杨朔诗化散文超乎客观现实的苛求，现在有了张著这种启人思考的分析，作为“当代散文三大家”之首的杨朔散文应该回到它应有的地位了。
总之，插图本《中国当代散文史》是一部内容全、史实确、史观正，具有开创意义的好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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