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
北京大学教授 书评家、专栏作家原《中国图书商报》周刊主编
张颐武
黄集伟宋文京
记者：自从“无书可读”这4个字被有些人“甩出来”以后，它给读书人、给书业都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几位是如何看待这样一种说法的？
黄集伟：所谓“无书可读”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今书籍品种和价值功能的多样化。在这一语境中说“无书可读”，多半与某种操作有关系。中国书业不可否认存在一些问题，但因此得出“无书可读”的结论，照直说，我不敢苟同。
张颐武：其实，“无书可读”的说法很早就有：陈寅恪先生就曾说过“无书可读”：因为他认为书已经被他读“完”了；钱锺书先生在参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时也曾半开玩笑地说过,看到这里的藏书，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不需要读的书。两位老先生的意思是，人类基本的思想靠一些“元典”著作就已经能够涵盖了，知识的积累并不取决于读书的数量。当然，今天有人说的“无书可读”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今天，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当然不是“无书可读”。我宁愿将它看作是一个刺激性的说法，它的提出，是希望以批评的视角，戳破当下一些读书领域存在的泡沫。
宋文京：我想，所谓“无书可读”大体可以分为3个层面来分析：读者有没有时间读书、有没有自己认为的好书可读、有没有渠道读到好书。这是值得大家思索的问题。
书籍呈多样化趋势
记者：你们认为目前的书业是何种情形，与过去比，它发生了哪些变化，“无书可读”是否有所指？
黄集伟：同过去相比，中国的出版业在不断成长，在进步。简单说，书籍的功能和价值的多样性就是成熟与进步的标志。在书籍匮乏、寒酸的年代，出一本书很不容易。一本书常常要有两三年甚至更长的出版周期。因此，出经典的几率是很高的。那时书籍的主要功能是记载价值高的成果和信息。而在今天，尤其是在高科技介入出版业后，图书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产量大了，书的功能也随之多样化。更多的书籍原本就不打算“藏诸名山，传诸后世”，比如供旅途消遣的，目的地一到，一本书的寿命也随之完结。我们必须看到，今天，不是所有书都是为了放到书架上去的。同样，对于一本书，有人认为它没价值，而有人却觉得很好，这种价值的多样化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所以说，今天不是“无书可读”的时代，相反，这一代年轻读者的阅读环境与以往相比是最好的――他们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和可能，他们比从前的读者有机会看到更多好书……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宋文京：我想，“无书可读”针对的是出版界的个别现象。比如，我在北京和青岛都见到过所谓“图书菜市”，在那里，书是按斤销售的，每斤大概十几元钱。再比如，现在出书的“门槛”越来越低，一个作家、一位大学教授一年能出10多种书，年纪轻轻便可著作等身，书籍之于读者的神圣感、殿堂感自然也就减弱了。同时，一些出版者依靠出书品种的增加来积聚利润，导致出书周期变短、选题的重复，粗制滥造、模仿、抄袭、跟风变得多起来。这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非主流。
阅读方式悄然改变
张颐武：“无书可读”的感叹在一些读者的心里引起共鸣，大概是因为大家看到：没有生命力的、过眼烟云式的书籍多了，而可以玩味的、经典的作品还不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反映了新兴读者群的崛起给传统读者的阅读理念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以往谈读书，读的是那些人文的、有永恒价值的书。现在读书的人远比过去要多，但很多人读的是那些实用的书，与前面谈到的为超越个体经验、追求更高精神境界而读的书是不同的。而这样的读书既扩展了“读书人”的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原有的为精神追求而读书的“正统”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无书可读”，或许道出了在书业、读者群体转型时期，部分传统读书人真实的心理感受。
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的书业对新崛起的读者群关注得很不够，对畅销书中的一些现象研究不充分，比如对以前的韩寒，现在的郭敬明。少年写作在很多人看来没有太大价值，但它的市场号召力却很大。青年人对读物需求的观念和我们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或许，我们不应仅仅探讨他们的书到底有没有价值，同时，还要分析出现这样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在出版领域，我们还存在很多空白,很多潜在读者还没有被加入到阅读的行列里。
阅读还需自主选择
记者：在过去出版匮乏的年代，一本书出来，大家争相抢购，而今天，相对于巨大的出书品种，读者似乎有些迷茫了。
宋文京：的确，今天的读者，淹没在书海中，面临的是选择的困境。以目前“产”、“销”量都颇大的“励志书”来说吧，有人笑谈：“老板一般不送礼，送礼就送励志书”，很多励志书是批量销售、集团消费的，其实不是读者自主的选择，是培训的需求，是“要我读”而非“我要读”。此外，纵观近几年的畅销书，无论是《我们仨》、《亲历历史》，还是韩寒、郭敬明的作品，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时尚阅读、流行阅读，是泛文化阅读而不是经典阅读。这样的阅读对很多人来说，也不是自主的选择，与他们生活的话语圈有关：看别人在读，自己也跟着读，跟风阅读的情况很普遍。
同时，也应该看到，有些读者的阅读很“偏”、很“刁”，“我只要我的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分众的细化，使得读者分流很大，因此，既便是一本质量上乘的严肃著作，有时也很难形成当年万口争说的局面，不容易成为公共阅读圈的主流。毕竟，读者选择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了。
黄集伟：我觉得，“读者”这个概念应该细分。我始终认为，每天都要读一读书的人和实在无聊才读一读书的人，大致是两种“读者”。前者有自己的阅读趣味、习惯、偏好与个性。他们通常只读自己喜欢的书。而后者则基本没有养成阅读习惯。他们的阅读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追随“排行榜”或时尚阅读。我还认为，好书是需要读者发现的。前一种读者一般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而后者则可能感叹“无书可读”。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说是因为找不到对象而不结婚，这个理由显然不够充分――要么是他（她）不想结婚，要么是他（她）没有真正花心思去寻找，我觉得，只要你想找，总会找到意中人吧？读者和书，其实也是一种“情侣关系”。在这个比喻中，我想说，“主动性”很重要。你如果根本不想读书，那就很麻烦了。我一直以为，没有读书欲望，你也就永远找不到好书，你也就永远要生发“无书可读”的感叹。
阅读市场潜力无限
记者：在读书领域，我们还面临哪些问题呢？
张颐武：我认为，青少年群体、中等收入的新兴读者群主导图书市场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晰。应该说，我们还远没有将图书消费的潜力发掘出来，在图书运作的方式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宋文京：应该说今天的书业传媒是很发达的，除了在电视传媒上略显低迷外，很多大众或专业传媒都介入了图书评论和推介。我们目前缺乏的，是公正的立场和独立的评价。其中既有出于经济方面因素的考量，也有书评人水平、学力判断的问题。今天，只看前言、后记，或凭印象就写书评的太多，有的仅从书名就评判一本书，实在太简单化了。
黄集伟：图书是一种商品，推销商品对出版者来说，无可厚非。所以，不是可不可以“炒作”，而是怎么“炒作”。简单说，假使与图书内容有相关性，以真实信息的传播为要义，所有图书产品现在不是炒作过度，而是不足。而如果与书籍本身信息相去甚远，甚至虚假、失真，那不叫炒作，而是欺骗。事实上今天中国读者已经非常冷静，不管你吹得如何天花乱坠，他自有需求的尺度。读者自会看出真货、假货、水货、黑货。当然，我说的读者是那些以读书为生活内容之一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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