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利・阿夫纳里是以色列一个左翼和平组织的领导人，与阿拉法特相识已有20多年。11月9日，他给记者发了一份邮件，讲述他对阿拉法特的印象：
我至今仍然记得，1982年的一天，我站在贝鲁特码头一座仓库的屋顶上，看着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战士登上一艘轮船，朝西驶去……第二天，所有的以色列媒
第一次戴维营会议后，一位著名的埃及思想家就对我说，如果阿拉法特在世，以色列可以与他一个人进行和平谈判。如果阿拉法特不在了，巴勒斯坦可能分裂成上百个组织，你们能与他们一个一个地谈判吗？如果你们不想和平，想建立一个大以色列国，你们就可以不要阿拉法特。如果你们认为和平对以色列是非常重要，那么你们就非常需要阿拉法特。阿拉法特说过：“我的手是唯一能够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的手。”
没有人能替代阿拉法特。他是巴勒斯坦唯一能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领导人，因为巴勒斯坦人民信任他。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让巴勒斯坦人做出撕碎人心的让步与牺牲，如放弃难民回归权。没有一个巴勒斯坦领导人有这样的勇气，敢于这样做。
我曾多次见过阿拉法特，能感觉到阿拉法特的权威性，但他并不是摆出一付领袖的样子，以势压人。阿拉法特没有军队，没有庞大的情报特工机构，也没有监狱关押竞争对手。他的力量来自他对巴勒斯坦的热爱，巴勒斯坦人民拥戴他。视他为巴勒斯坦的“国父”，巴勒斯坦的“乔治・华盛顿”。
阿拉法特在电视前的形象与见到本人完全是两个人。看上去，在电视上的阿拉法特严肃、好斗，而生活中的阿拉法特却是满脸微笑、和蔼可亲，很能体谅他人。第一次见到他，与他待上几分钟，就像是老朋友一样。吃饭时，他总喜欢给客人点菜，用手指这指那，总让客人吃个饱。他谈话时喜欢拉着客人的手，临别时，他会送给客人一个小礼品，并将客人送至门外。
他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直觉主义者。但他很敏感，很快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他记忆很强，有记事不忘的本事。有一次，我与他谈及以色列议会的事，说错了一个数字。阿拉法特立即纠正。还有一次，我将“奥斯陆协议”中一项协议签字的日期记错了，他又马上纠正。他还笑的对我说：“记住，我的职业是工程师，我是不忘记数字的。”
像其他阿拉伯领导人一样，阿拉法特也会作秀，有时还真能顶上一千句话。有一次，他从国外回到巴勒斯坦，召开了阿拉伯国家记者招待会，他特把我请去了。他走进会议厅后，直接朝我走来，与我拥抱。然后，他拉着我的手，穿过拥挤的人群，走上主席台，他让他的发言人站起来，让我坐在他旁边。他用阿拉伯语向记者滔滔不绝地讲了1个多小时，期间还时不时转过头朝我示意。我坐在那里，心里琢磨着阿拉法特到底想干什么？后来我明白了，阿拉法特以最简单的姿态向阿拉伯世界表明：“我正与以色列人坐在一起，我将与以色列实行和平政策”。
阿拉法特的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成功与失败相伴，当然，他犯过不少错误，但与他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就在巴勒斯坦将从地图上被抹掉的时刻，是他创建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走上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他就像（犹太人的）摩西一样，将巴勒斯坦人从奴隶带到充满希望的大地。
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在几十年中，始终将一个内部存在不同派别，不同组织的巴勒斯坦团结在一起。当然，如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一样，阿拉法特不得不使用各种手段，包括暴力、外交、宣传来争取民族解放。在过去的30年中，他既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也发起了“因迪法达”（起义）。这对我来说，并不感到奇怪。
45年来，阿拉法特无时无刻不受到暗杀的威胁，一直生活在死亡的阴影里。1982年，我在贝鲁特见到被困在那里的阿拉法特。当时没有人相信阿拉法特那次能逃过死亡。以后，沙龙一直想暗杀他，但从未得手。还有当他的飞机在利比亚沙漠坠毁，他几个保镖都命丧黄泉路，而他却平安无事。阿拉法特相信，他的生命受到“阿拉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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