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村民自治想解决什么问题？
徐勇：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村民自治为何而生。村民自治首先是基于广大人民当家作主、有序参与政治过程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命
村民自治又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和必要保障。农村改革后，农民成为生产经营主体，也应该成为政治主体。改革后的一户一田，需要有一人一票的体制加以保障。农村集体不是少数几个村干部，而是全体村民组成的共同体。集体事务只有通过全体村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办好。所以，村民自治是一种民主治村的方式，要解决的就是农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有人管并能管好的问题。
记者：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徐勇：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来，首先解决的是农村基层有人管事的问题。村民自治是在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之际产生的。人民公社组织解体后必须有一个替代性组织，这就是通过村民自治的方式建立村民委员会组织，为那些年富力强、懂经营、善管理，能带领群众致富的人进入村委会提供制度性渠道。如通过“海选”的方式比由少数人选少数人的方式更能选出好人和能人。其根据就在于政治学的一个基本逻辑“谁授权对谁负责”。其次解决的是办好事的问题。农村改革以后，利益分化，城乡差距拉大，农民流动量大，社会矛盾增多，要办好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十分困难。这更需要通过选好人，动员更多的村民参与，群策群力，满足村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特别是村民自治强调制度治村，以解决对村的公共权力监督问题。我们总不能一个村派一名纪委书记吧！
记者：从村民自治的实际效果看，是否远没有达到想达到的效果而且还产生了新的问题？
徐勇：对村民自治的实际效果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全面实施，如果从修订并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算起才6年。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达到一个理想化的效果是不现实的。二是村民自治全面实施的这6年，恰恰是我国农村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农民负担问题比较严重的6年。为了完成各种各样的政府任务，政府必然要将村民委员会变为自己的一条腿，将村民委员会行政化，村干部准行政化，村委会管了许多不该自己管，也管不好的事，脱离了当地的村民群众。正如当年彭真委员长所告诫的：“给村民委员会头上压的任务太多，‘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这样就会把它压垮。”所以，这几年，村民自治可以说是负重而行。农村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并不是村民自治带来的，恰恰相反，正是违背了村民自治的精神造成的。如各级政府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强制要求发展乡镇企业，“村村点火，乡乡冒烟”，村委会不得不执行，结果不好，村民有意见。这些问题就不能算在村民自治头上。
记者：您对村民自治的前景如何看待？
徐勇：村民自治从一开始产生就具有忍辱负重的特点，人们对其质疑；对其过分赞扬的也有，给村民自治寄予太多其他意义。但无论如何，这一制度已在中国大地上扎根，“村官民选”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草根民主”正由一株小草而茁壮成长。特别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统筹城乡发展理念的实施，村民自治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其自治组织基础日益增强，从而为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村民自治正在迎接新的发展契机，并向其本义回归。如税费改革后一些地方出现了村的公共事务无人管，公益事业无钱办的情况。湖北省姊归县杨林桥村进行社区建设，农民自己以居住相近、产业相同的社区组织联合起来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满足了村民对公共服务的要求，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湖北省广水市有一个“哨子村”，十户联防，每家备一个哨子，出现异常情况，哨子一吹，集体联防，非常管用。由此可见，村民自治最重要的是为广大村民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自治平台，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各显神通，自己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这正是村民自治的生命力所在。当然，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村民自治的内容和形式都会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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