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的急速发展，是一个引人关注的事件。一方面，学术研究成就使得初步成长的现代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并迅速稳定下来。另一方面，现代学术体制的建设与改良，促使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逐步吻合。再一方面，中国现代学术分门别类朝向成熟状态的进步，已经足以提供令世界同行瞩目的成果。在这
在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方面，中山大学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既体现在文史学术研究上，也体现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的研究上。文史方面的研究，中山大学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足以从不同方面支撑“中国现代学术”的成就。比如历史学的研究，中大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骄人成就已经为学术界所公认。而这方面的研究，并不限于今天为人们所极为看重的中国中古历史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中山大学历史系有“八大教授”之称谓，八大教授各自术有专攻，都取得了为学术界所公认的研究成绩。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梁方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岑仲勉的隋唐史研究、董家遵的婚姻史研究，将中国历史的丰富内容展现在学术界的面前。而刘节的史学史和历史理论研究则将历史学理论的魅力凸显出来。在世界史方面，陈序经等先生的东南亚古史研究具有垂范之功。中山大学的历史学研究实在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历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而他们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历史学家正活跃在中国历史学界，成为今天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容庚的金文研究、商承祚的甲骨文字研究展示了中国上古文字与历史的紧密联系，而董每戡、王季思等人的戏曲史研究，詹安泰的词学研究、冼玉清的中国文学研究，则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内蕴挖掘出来，梁宗岱、戴镏铃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又一发展的酵母。今天中山大学语言文学的研究仍显示出强劲的学术活力，是与这些杰出的学者培养的后起之秀联系在一起的。
哲学研究方面，朱谦之的中外哲学比较研究，今天已经成为普遍的哲学研究进路。杨荣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则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既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研究框架，又导引了一系列引起人们争论的研究结论。从而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注入了活力。从杨荣国延续下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传统的形成，已经为学术界所承认。
在通常所谓的文科方面，中山大学还有若干学科的学术研究为中国的现代学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比如人类学研究，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学术支持。杨成志的人类学研究一直为学术界瞩目。从杨成志到梁钊韬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形成，被美国人类学家看作是一部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的缩写。后来中山大学设立的社会学系等系科，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理工学科方面，中山大学对于中国现代数理科学发展的贡献也被广泛认可。数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山大学理科学术研究的主导力量之一。姜立夫作为中山大学数学发展的前期代表人物，与中国现代数学的建立直接相关。地质地理学科从朱家骅的两广地质调查所到高由禧的高原大气物理研究，中山大学地质地理学的研究为中国现代地质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生物学的研究方面，从陈焕镛创立植物研究室到蒲蛰龙的南中国生物防治研究，中山大学的生物学研究与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建立与发展一直密切相关。从高兆兰以下的中山大学物理学研究对于中国物理学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徐贤恭代表的中山大学化学研究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绩也对于中国现代化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医学方面，中山大学对于中国现代医学的学术成长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山大学在开办之初和发展过程中，医学一直处于全国领先的行列。陈心陶的寄生虫研究对于中国的寄生虫研究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应用价值。陈耀真、毛文书等人的眼科学研究直接奠定了中国现代眼科学，为中山大学领跑中国眼科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伯强、秦光熠的病理学研究推动了中国现代病理学的建立。谢志光的临床放射学研究对于中国这一学科的建设起到重要作用。林数模的生理学研究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填补了诸多空白。儿科专家钟世藩对于儿科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周寿恺的内科学研究为同行所公认。今天中山大学医学研究在整个中国现代医学研究中的前列地位，就是由这些杰出学者奠立的。
在学科研究的体制安排与改进方面，中山大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体制模式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经验。中国现代大学如何将学术研究体制化，这是一个在大学创立初期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山大学探索将学者个人的研究，与学者的联合体（研究所）及专门学术刊物联系起来，使得大学学术研究的组织问题与成果发表问题得到了解决，从而为大学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与欧美先进大学相一致的国际化模式。在大学如何提升研究品质，为高深层次的大学教育（即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提供建制性机构方面，中山大学是全国首批设立研究院的三所大学之一，并自觉认识到“大学无高深之专门研究，则实不能副其名。”研究院的组织结构比较完备，制定了组织章程，设计了组织架构，下设了若干研究所，确立了从事高深研究的目标。从而真正对从事综合性、高层次研究的大学学术体制作出了安排。因此可以说，今天中国大学设立这一学术制度安排，中山大学功不可没。
在提供具有研究范式意义的学术成果方面，中山大学的学者们也做出了值得同行学者取法的成绩。历史学的研究，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仅以陈寅恪、梁方仲的研究来看就足以证实这一断定。陈寅恪的历史研究，不仅研究主题广泛、研究路径新颖、材料吸取别致、语言利用多样，最为关键的是他采用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已经为现代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所广泛认可和接受，并普遍地融入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研究实践中。他的诗文证史方法与对于欧美最新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使得他不仅赢得了兴起中的国内历史学界的广泛尊重，而且获得了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者们的敬重。牛津大学聘任他为教授，可为佐证。而《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主编告白更是明证―――“此书的每一章节都得宜于陈（寅恪）的研究成果”！梁方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直到今天，仍处于世界相关研究的高端。他所著的《一条鞭法》，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到现在仍然是同行学者公认的最高成就。《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仍是相关研究必须引用的文献。陈焕镛的植物学研究，为国际同行赞许。丁颖的水稻育种，引起普遍关注。张云的天文观察，为国际天文学界称道。如此等等。
中山大学地处中国现代变迁的前沿地带。它的建立，已经与早期中国现代变迁联系在一起。它的发展，也必然与当今中国现代变迁联系在一起。广东是中国现代变迁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变迁的所有社会需求，在广东都表现出来了。中国现代变迁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所必须解释的复杂问题，在广东都得到了呈现。中国现代变迁的科学技术动力，在广东有明显的体现与要求。这是中山大学得以与中国现代化变迁内在呼应的源头活水。
中山大学的近期发展定位，是建设综合性研究型、高水平且世界知名的大学。中山大学要承担起与这一大学定位相一致的责任，需要学术研究提供与之相称的研究成果。我们相信，中山大学将在继承自己光荣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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