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作品，容量最大的体裁是什么？长篇小说当是其中之一。但如果长篇小说只是这个作品的一部分呢？2001年俄罗斯出版的《十二把椅子俱乐部》里，有个《萨佐诺夫风》，就是这种别具一格的作品。
它最初在俄罗斯《文学报》发表时跨了一个年头，从1967年登到1968年，里面包括一部“长篇小说”《激流澎湃
有趣的是，《萨佐诺夫风》的作者叶夫根尼・萨佐诺夫到底何许人也？1970年4月1日《文学报》像往常一样刊登讣告，说作家叶夫根尼・萨佐诺夫逝世。《文学报》社各办公室的门牌中有一块牌子，上面标明他和“十二把椅子俱乐部”的负责人伊・苏斯洛夫是同一个办公室，但只有看了苏斯洛夫本人的文章，才发现其中有诈：报章白纸黑字的讣告、办公室真真切切的门牌，原来是一种艺术手法，这个“大作家”原是苏斯洛夫等十二讽刺“圣徒”“想出来的”主人公，是让他模拟某位大作家的身份自曝其丑，借以讽刺某位作家。
同样十分有趣的是，《文学报》的“十二把椅子俱乐部”，这个读者甚广的版面和它的头头儿们，竟也身陷其中，成了这部作品的“主人公”，署上自己大名，加入无耻吹捧名家叶夫根尼・萨佐诺夫的行列。但这同样是一种艺术手法，是一种喜剧性摹仿。字面上是《文学报》的“十二把椅子俱乐部”，但是人们心里清楚，它模拟的是其他报刊与宣媒。
所谓喜剧摹仿体，说得通俗点，就是摹仿秀。我国文艺演出中常见对相声大师马三立和喜剧演员赵本山的摹仿。但那是对舞台表演艺术的摹仿。而作为文学体裁的喜剧性摹仿，它慕仿的对象是文学。或是像善意的漫画一样，抓住某位著名作家的独特风格加以夸张，使其更加突出。这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幽默。或是抓住某位名家风格的一点或文坛某种不良现象，巧妙地加以讽刺。在这种情况下，它则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手段和斗争策略。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等都曾使用过这种斗争手法。
喜剧性摹仿体裁在俄罗斯文学中使用得十分广泛。譬如高尔基有代表作《母亲》，О.Л.Д Ор（即奥・里・奥尔德）就摹仿出了《〈母亲〉的丈夫》、瓦・达布日斯基就摹仿出《母亲（新版）》。果戈理有《密尔戈罗德》，根・波波夫就摹仿出《来自密尔戈罗德的人》。他有《鼻子》，瓦・达布日斯基就慕仿出《难以置信的事情》，主人公早晨一照镜子，发现自己长鼻子的地方平平的，什么也没有了。契诃夫有《带小狗的女士》，彼得・伊尔斯基就摹仿出《带小鸟的女士》。左琴科有《澡堂》，亚・阿尔罕格尔斯克就摹仿出《澡堂风波》。他有《复返的青春》，亚・弗里特就摹仿出《失去的衰老》。翻过来左琴科也摹仿别人，如讽刺摹仿自己的老师楚科夫斯基。布宁摹仿阿赫玛托娃，写出《女诗人》，库普林则摹仿布宁写出《乳蘑馅饼》。总之，凡是名家，都“无一幸免”要被摹仿。
文学摹仿，或抓准情节特征，或抓准语言特征。如摹仿《带小狗的女士》，《带小鸟的女士》的词性也要惟妙惟肖。用“女士”，而别用“女人”，“婆娘”。他用的是“小狗”，而不是“狗”，你就得用“小鸟”，而不用“鸟”。不然读者就不知道你在摹仿谁。左琴科的语言特色包括爱用大量的插入语，摹仿者心里也都一清二楚。但是摹仿时，必须在被摹仿的结构模式中注入自己新的，甚至与原模式相反的成分，他的是“小狗”，你的是“小鸟”，他的是“母亲”，你的是她“丈夫”，他的是“青春”，你的是“衰老”。不然就成了照搬。
不管是幽默，还是尖锐讽刺，不管仿语言，还是仿情节，喜剧性都不可少，都要让读者忍俊不禁，上面的作品可资例证。当年左琴科写《话说“谢拉皮翁兄弟”》，讽刺摹仿楚科夫斯基时，他是楚科夫斯基文学讲习班的学生。当这位老师回到家里，读自己学生交来的作业对他的讽刺摹仿时，楚科夫斯基说他竟“像个疯子似的哈哈大笑起来”，说学生这种“高品位的文学品性使我高兴了很长时间，使我得到了极其需要的喜悦”。这也是例证。
上面这些作品一看就知摹仿的是谁，但有的作品却是“不宣而战”，即便读者清楚它摹仿的是谁，作者也不认账。《文学报》“十二圣徒”笔下的《萨佐诺夫风》就是这样的作品。
这里的“十二圣徒”不是特指哪十二个人，而是《文学报》对高品位的幽默讽刺家的尊称。1967年1月4日“十二把椅子俱乐部”创版时，这家报纸的改版通知说，内行的读者一看“十二把椅子俱乐部”的名称，就能想到《十二把椅子》这部讽刺名著，更内行的读者还会多个心眼，说这是否暗示着耶稣的12圣徒呢？我们真诚地回答：“是！”“我们愿做满腔怒火的讽刺与温情脉脉的幽默（当然带有抒情色彩）的圣徒。”
在苏联文坛，对肖洛霍夫长期存在褒贬两种不同的看法。《文学报》“十二圣徒”们站在贬抑一方。伊里雅・苏斯洛夫在《我们肩并肩的那些恶战》里说，他们“非常不喜欢”肖洛霍夫“土匪般的语言和他流氓式的表现，不相信他能写出《静静的顿河》来。”但对当时苏联文坛上，乃至整个苏联社会中的这一庞然大物，他们似感“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于是想到了喜剧性摹仿体裁。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上，阿・康・托尔斯泰和热姆楚日尼科夫两兄弟常常发表讽刺摹仿作品，署名库兹马・普鲁特科夫，让这位所谓的作者自曝其丑，借以揭露他的官僚主义嘴脸，并讽刺文坛的腐朽现象。《文学报》的“十二圣徒”如法炮制，“想出了”萨佐诺夫这个“大作家”，让他自曝弄虚作假，自吹自擂之丑，同时揭露文坛、宣媒，乃至整个社会的阿谀奉承、攀龙附凤的丑恶现象。不料中途虑事不周，露出破绽，致使罗斯托夫州委书记亲自打来电话，追问为什么要伤害肖洛霍夫？他们无言以对，谎称作品与肖洛霍夫无关。好生抵赖，方化险为夷。
在俄罗斯，现在关于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争论已尘埃落定。肖洛霍夫的成就不容否认。不过作为文学技巧，这部讽刺摹仿作品却有它的独到之处。它对媒体炒作，一窝蜂地吹捧名人的鞭笞也不无正面意义，使人看到它不愧为一家不落俗套的幽默讽刺版面。
外国文学中喜剧摹仿体作为体裁与艺术手法源远流长，在古希腊文学中就有。纪元前6世纪末或5世纪初，有部滑稽长诗《鼠蛙大战》，就是对荷马的史诗《伊里亚特》的喜剧性摹仿，里面作为交战的双方，取代当年勇士们的是小小的鼠蛙之辈。同样，詹姆斯・乔伊斯的名作《尤利西斯》中，也有对荷马的史诗《奥德赛》的喜剧性摹仿。《奥德赛》中的人物奥德修斯、忒勒玛科斯和珀涅罗珀，成了《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德迪勒斯和莫莉。
这两部作品都是对情节的摹仿，法国文学中普鲁斯特的《仿作》则是对名家语言的出色摹仿。如果说阿尔罕格尔斯克是俄罗斯文学中杰出的摹仿秀，对许多名家都有成功的摹仿，那么语言大师普鲁斯特在这方面也技压群芳。《仿作》写的是无价珠宝的丢失，但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龚古尔兄弟等会如何写这件事，普鲁斯特分别模仿了这些名家的语言。
不知中国的喜剧模仿体文学历史现况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