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
11月21日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诞辰410周年纪念日，法国各界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以缅怀这位法兰西优秀的诗人、文学家、哲学家和历史
生活在“中国风尚”备受推崇的年代
1694年，伏尔泰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年时，他性格内向，弱不禁风，但头脑却十分敏捷。父亲发现，这个很小就开始写诗的孩子并不安分，于是先后将他送入耶稣会和法律学校，并托人在海牙的法国使馆里给他谋了个秘书的职位。然而与当地女孩的一段恋情，却遭到对方父母的坚决反对，伏尔泰因此丢了工作，不得不重新回到巴黎，并最终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当时，路易十四实行中央集权制，兴办工业，法国社会繁荣兴旺，专制制度臻于鼎盛，但路易十四的穷兵黩武和骄奢淫逸也给波旁王朝在路易十六时期的彻底崩溃埋下了祸根。维克多・雨果曾形象地说：“伏尔泰生活的84年，处于君主制的极点和大革命黎明时期。他出生时，路易十四仍然在位，他去世时，路易十六已经登基。他的摇篮可以看作是伟大朝代的最后一缕宝光，他的灵柩是那个地狱般的世界的第一丝微亮。”
路易十四时代，王族宠臣钟情于葡萄牙人从东方带回的中国工艺品，通过文物的收藏，宫廷内外出现了一种对“中国风尚”的特殊嗜好，而这种“东方趣味”风行的迹象此前就已在法国初露端倪。
早在16世纪，欧洲传教士便肩负着各种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踏上了中国这片陌生而又神奇的土地。他们逐渐抹去“黑袍”上的硝烟，隐去宗教神秘的光环，成为最早的一批国际汉学家。他们的溢美之辞给中国文化涂上了一层诱人的色彩，激发了欧洲人对这个东方古老国度的想象。在17世纪的法国，汉学的领先程度已经让其他欧洲国家望尘莫及，《中华帝国志》等一批著作的面世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中国”，成为18世纪中国文化热的主要源头之一。伏尔泰也正是从这些作品中开始认识和了解中国的。
《中国孤儿》在巴黎引起轰动
与卢梭等启蒙运动思想家不同，伏尔泰曾一度把改变社会面貌的希望寄托在上层人物身上。他与波兰前国王私交甚好，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有过忘年之交，与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有书信来往，还深得瑞典国王和英国国王的赏识。但与利益集团的根本对立，以及不畏权贵，坚持信念的性格使伏尔泰多次遭到流放。然而，多年的颠沛流离并未改变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与热爱。
1755年8月20日，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戏剧《中国孤儿》在巴黎的上演轰动了法国剧坛。作品颂扬中国道德和儒家文化，在欧洲国家的文化界和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东方题材风靡一时。
《赵氏孤儿》讲述的是春秋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与赵盾不和，赵氏全家惨遭屠戮，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定计将赵氏孤儿救出，为骗过屠岸贾公孙不惜献身，程婴忍辱负重抚养孤儿十数年，终于待其长大成人为全家报仇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剧本最先由马约瑟神父在1735年传入法国，当时，“中国兴味”正是欧洲人趋之若鹜的时代风尚。伏尔泰就是以马约瑟神父的法文本为素材创作出《中国孤儿》的。
选择这一题材绝非伏尔泰的一时心血来潮。首先，《赵氏孤儿》震人心魄、催人肝胆的悲剧美与伏尔泰的审美观正相符合，他的《凯撒之死》和《查伊尔》等剧作都是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善与恶的激烈交锋来弘扬道义，借用悲剧的形式唤起人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其次，伏尔泰认为，《赵氏孤儿》集中体现了中国道德和儒家文化的精髓，故事人物忠诚献身的精神和成仁取义的品格正是当时法国社会所亟需的。再次，伏尔泰将中国题材引入戏剧创作是出于他对中国文化一贯的关切和向往。
对中国文化的钟爱
伏尔泰不仅是一位多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将非基督教的哲学思想作为攻击教会上帝万能神学观点的有力武器。在伏尔泰看来，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爱真理的人，西方古代哲学家并没有为人类作出道德上的榜样和伦理上的教训。他在著作和书信中多次提到中国的孔子，他认为，“孔子是真正的圣人，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绝不会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
1734年，伏尔泰因秘密出版《哲学通信》再次遭到驱逐。在女友夏特莱夫人家中避难期间，他开始着手写作《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简称《风俗论》），这部史学著作历时16年，直至1756年才完成。书中表现出对中国文明的强烈兴趣，伏尔泰指出，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相当先进，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则用以褒奖善行。同时，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中国总是止步不前？为什么中国的天文学成就如此有限？为什么中国的乐谱没有半音？等等。在他看来，东、西方人迥然不同，东方人轻而易举地发现了他们所需的一切，却无法前进；西方人虽然获得知识很晚，却能迅速地使一切臻于完善。他推测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另一原因则在于汉语的性质。
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离开人世。临终前多次拒绝发表信仰声明，拒领圣餐，不做临终仪式。他死后教会不准他葬在巴黎，亲友们只得秘密把遗体运到香槟省，埋在塞里耶尔修道院。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党出于对这位启蒙运动先驱的敬意，决定把他迁葬在巴黎先贤祠，并补行国葬。他的柩车上写着：“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伏尔泰从此长眠在巴黎先贤祠中，永远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凭吊和瞻仰，他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与钻研也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