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7点不到，天还没有亮透，我送孩子上学的路上，看到一家中外合资的大型超市的停车场上堆满了白菜，旁边已经有百十来号人在排队了。每斤白菜只比早市便宜几分钱，竟引来这么多人，在距超市营业尚有近两个小时的时候等待买菜。在初冬的晨曦中，这种场景难免让人心动。
几天前，北京居民用电价格每度上
分，是可流通货币的最小单位。几分钱价格的差异和变动，可以导致人们不同的行为后果，甚至可以改变一些人的行为习惯。对价格差异的敏感度，与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密切相关。
统计数据表明，北京市居民支出结构的恩格尔系数为39。按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富裕”的生活标准。不过，恩格尔系数毕竟是熨平波动与差异后的一个综合性的统计数据，它只表明社会生活的一种长期趋势，并非可与特定时间段里的某部分人的真实生活划等号。在中国，用恩格尔系数来推断人们普遍的生活水平，需要格外小心。
目下，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民健康、食物摄取及营养标准，由此，恩格尔系数很难反映出人们生活中的巨大差异。今年，同样是日常用品的汽、柴油，其每升价格的涨幅远远超过了每度电的涨幅，但是，排队购买油票的人数显然不能和排队购电的人数相提并论。道理非常简单，拥有汽车的人及其家庭，对价格的敏感度远逊于排队购电的人。对于后者而言，恩格尔系数的高低涨落，绝对没有实际价格的高低涨落重要，哪怕这种涨落只是区区几分钱。柴米油盐酱醋糖，这些琐碎的小事，构成了普通市民生活的重要部分。然而，也正是这些琐事，最能牵动他们的心。实际上，即使在城市，也有相当多的人，对那些统计指标缺乏真实的感受。但是，反过来，作为政策制定者，却绝不能缺乏对这些琐事的感受能力。这里，心随琐事而动，是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的道德基础，是制定符合正义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动力来源。
现在，许多涉及到公众生活的政策、法规以至价格的确定，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化渠道来征询各方意见。问题在于，这些程序和制度在实际运作和执行中，对不同人群的差异性是否给以了充分的考虑。前一阵，有关交通法规施行细则中的某些条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且在媒体上形成了一个讨论的高潮。相比较之下，电价的上涨，虽然涉及到更广大的人群，在事先也开过听证会，但是，并没有引起媒体过多的关注。当然，这并非人们不关心，只不过，关心电价的人中，怕是以不具备网络表达方式、缺乏以文字系统地表达自己看法能力的人居多。排队的人群只是用脚发了言。
在当代，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越来越复杂，成本也相应提高。在转型社会中，在财政结构由 吃饭 向建设和公共财政转变的过程中，支出一定的款项作为社会正义的成本是必要且划算的。有消息称，北京市要在其他城市取消公交月票经验的基础上，也在考虑取消公交月票的可能性。如果考虑到乘坐公交车的人与其他人群之间，对社会问题发言机会的不均等性，我们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应该充分了解各方的真实意思和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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