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编者按

近20年来，我国的女性研究硕果累累，特别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受西方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的影响，我国女性研究的视界比以前更加开放，研究稳步发展。无论是对经验材料的搜集、整理和解读，还是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论思考

方法论的女性主义

吴小英

女性主义有许多张面孔，为公众所熟悉的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席卷欧美的女性主义，因此人们往往会将女性主义与诸如“个人的是政治的”、“姐妹情是强有力的”等激进口号联系在一起。然而女性主义并不仅仅反映一种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取向，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文化和学术思潮。通过对社会结构和文化中的性别不对称现象进行重新追问，女性主义意识到性别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与知识的构成基础之间的内在关联。于是学院派女性主义第一次将性别视角的批判意识引入了学术圈，他们主张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和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并且相信借助于女性主义方法论可以完成对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和主流知识框架的双重挑战。因此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说，女性主义是作为西方反主流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出现的，它渗透在整个文化领域并以其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开启了知识界前所未有的性别革命。

方法论的女性主义首先是女性主义的，其标志性的特征是强调性别的核心作用，相信社会制度、组织和文化的构成中都具有无法回避的性别倾向，甚至知识的构成和功用也是性别化的。想要了解社会运行的方式、人际关系以及知识的内涵，都必须分析性别在其中发挥的潜在作用。因此运用基于社会性别范畴的性别分析方法，是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或工具。女性主义对这个性别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批判了主流文化和常识中流行的有关性别的生物决定论观点，强调了社会文化在建构性别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一具有社会制度、文化和个体身份含义的性别从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进而成为女性主义知识批判和建构的概念基础。

对性别的强调还基于这样的判断，即在已有的文化和知识体系中，性别因素被消隐在众多主导性的官方议题当中，尤其是女性和相关议题被长期贬为边缘或无形化，或者强制性地以男性中心主义的假设和偏见推而广之形成解释，因而造成女性经验和主题的忽略以及结论的扭曲。女性主义试图通过对性别的强调，让那些隐藏的议题重新浮出地表，恢复其本来面目。从这个新的视点出发，女性主义试图构造一个不同于往日图景的新的知识版画。这种知识目标应该与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相一致，也就是知识的变革应该有利于改进女性自身的命运。因此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另一个特征是带有明显的伦理价值取向，公开宣称以建立民主、平等的研究模式和非等级制的、解放的社会为目标。

女性主义在文化领域是以批判的面目出现的，其方法论的突出特色之一也是批判性―――对传统性别理念的批判、对已有社会理论的批判、对正统知识修辞和方法论原则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特色不仅来自他们的政治立场，也来自他们所依据的后实证主义学术传统。主流知识框架和方法论模式中对价值、文化和性别的盲视实际上导致了在普遍性旗帜下男性权威和统治的盛行。因此通过文化建构这一媒介，女性主义方法论很自然地将性别意识形态的批判与知识正统的批判结合起来。

批判当然不是最终的目标，对反身性和知识的情境化的强调构成了方法论的女性主义最有建树性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认定官方的所谓普遍知识其实是代表男性霸权和利益的知识，他们倡导从女性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入手，从女性作为社会和文化中的“他者”所特有的立场和情境出发，来建构这个世界的知识，应该更少偏见、更加有效。这种被称为“立场论”的女性主义知识模式摒弃了抽象的主体和僵化的两分法模式，研究者被还原为具有情感意志和历史文化感的具体的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共同文化背景下相互支持、互助合作的关系。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女性主义方法论强调对知识主体本身不断进行反身性思考，强调研究者尽量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和观念强加在被研究者身上，避免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出现等级制的控制关系，营造平等、和谐的气氛，让被研究者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保证这种民主、平等的知识模式的实现，女性主义尝试过许多研究方法和技术。比如一些女性主义者强调“让女人来研究女人”，也有人尝试用女性主义运动中“意识觉醒小组”的方法来研究，更多的女性主义者则倡导质性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容易克服等级制和权力控制特征，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形成平等的参与关系。然而众多争论的结果是，女性主义方法论应该是一种研究的视角，是多元化的、情境化的、开放的、诉诸平等与解放的，不能局限于某些方法的运用或排斥，而应该根据具体问题情景来决定运用某种或多种方法，因而方法论的女性主义虽然是批判的，同时也是宽容的。

批判性和宽容性可视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的精神实质，事实上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得以存在的意义和理由。这种精神气质上的内在联系使得女性主义虽然始终没有放弃启蒙运动的最初理想，同时却也很乐意接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并在这种批评中不断修改和完善自己的方法论取向。对于女性主义自身原则的不断挑战也构成了批判性的重要部分，包括对诸如统一的女性和性别身份、统一的女性立场和经验的质疑，对于方法论的女性主义中“性别万能”倾向的批判，等等。因此保持宽容性和多元化成为批判得以持续的活力来源之一，没有抽象的、大一统的所谓女性和性别，只有来自不同阶级、种族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的女性和女性立场，性别的核心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才发生作用，并且永远与文化中诸如阶级、种族、权力等其他因素纠缠在一起并交叉起作用。这样，女性主义从女性的代言人逐步延伸到所有追求民主平等的群体的代言人，女性主义方法论从一种性别分析方法取向扩展到基于性别的、反映弱者声音的、消除了等级制和权威的平等研究模式。因此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只代表着一种声音，而是一种开放的选择。

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对于中国的本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伴随着性别文化的转型，过去视若无睹的性别平等与同一在市场经济时期呈现为性别差异与分化的状态，市场的选择与消费的偏好正将这种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两性差距加以扩大，女性和性别问题成为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之一。因此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女性研究一直是热门话题，但由于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很长时间内曾限于有关女性群体和问题的一般研究，在价值观念和基本结论上少有突破。而自90年代以后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又出现了部分学者将性别作为分析女性问题的惟一视角、而没有将女性置于转型社会具体情境中考察的狭隘倾向。因此了解和借鉴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对于中国当前的女性与性别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具有各种时代特征的现象和思潮同时出现，这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不啻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国内社会研究本身也处在一个转型和重建时期，方法论的单一和匮乏成为令人忧虑的问题之一，而女性主义方法论无疑可以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另外，作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并不限于性别主题方面的独特性，而在于依据这种独特视角所要揭示的世界会是与主流世界相异的另一个图景。例如有学者研究表明，农村妇女记忆中的集体化与官方记录的合作化运动是有差别的，而打工妹眼里的城市化生活则描绘了不同于主流现代化话语的另一幅现代化图景。因此女性主义方法论不仅对于女性和性别问题有发言权，同时也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世界、对我们惯用的知识模式以及方法论规范有发言权。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也就扼杀了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在社会研究中存在和应用的广大空间。

学术自闭与“弱嵌入性”

孟宪范

女性研究中，如何理解女性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进而如何由此解读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并使这样的理解获得宏观意义上的普遍性？在操作层面上，我想引入经济社会学中格兰诺维特的“弱嵌入性”理论。

为了说明格兰诺维特的“弱嵌入性”，得先说说“嵌入性”。“嵌入性”理论是经济社会学家在研究经济现象时提出的。他们发现，经济活动不是在真空里进行，而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这是上世纪80年代经济社会学的新进展。格兰诺维特在此基础上又强调一个“弱”字。他认为，一方面，经济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另一方面，经济过程还有自主性。“弱”字就强调了这种自主性。也即，“弱嵌入性”概念既指出了社会结构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也看到经济活动并不是结构的奴隶，嵌入者有自己作用的空间，有自己的能动性，对社会结构也有建构的作用。很明显，“弱嵌入性”概念的提出，提高了“嵌入性”理论的完善程度。

另一方面，不少学者认为，“嵌入性”不只适用于解释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它同样可以用来描述人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德罗・波茨、英国的社会学家吉登斯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我主张将“弱嵌入性”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引入经验女性研究。这种引入有用而且必要。说它“有用”，是说这一理论的操作性很强，可以帮助我们透视有关女性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容。进而言之，“有用”的理由有二：第一，作为社会行动者，人嵌入于社会制度之中是客观的社会实在，例如，我们都嵌入于婚姻家庭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交通制度、税收制度、货币制度、教育制度、赡养抚育制度等等制度之中；人有主体性，也是客观的社会实在。“弱嵌入性”理论不过是这种存在的理论反映。第二，“弱嵌入性”理论富于操作性。追求秩序和简约是人的本性。“弱嵌入性”理论把我们研究的目光引向社会结构，分析路径清晰，简洁明快。

下面，举例性地用这个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新近出版的《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一书中的经验材料，可以说明它的好处。从冯小双的《保姆与雇主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保姆是嵌入于城乡二元结构、家庭养老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之中的。就后者而言，他们为自己个人尊严的抗争反映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在他们身上的印记。在王甘的《摇篮论坛：网上的母亲社区》中，城市年轻的白领妈妈深深嵌入于我们这个体制改革的时代，网络时代，同时，也嵌入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他们可以在网络上建立自己的母亲社区，借以交流育儿经验体会，并且软性抵制乃至取代婆婆在养育孩子方面的传统权威。可见，我们在研究这些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时，如果有“弱嵌入性”的分析工具，不但眼光可以深邃一些，也会便捷得多。

说这种引入“必要”，是因为我感到目前的女性研究有“去社会性”的倾向。这突出表现在，在女性研究中，我们常常看到“女性如何如何”的句式。这种宏大叙事话语的理论预设是，我们的超过六亿的女性是一个同质的大群体，可以对其总体的情况进行判断。这显然很荒谬。因为事实上，在当前社会，社会分化的水平在急剧提高，女性也如是。在这种情况下，宏大叙事话语由于抽离了女性生存状况丰富的社会内容，笼而统之地以女性言之，距离事实就十分遥远。这种“去社会性”的倾向显示了我们女性研究理论素养的不足，也降低了女性研究在学术之林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会有“去社会性”这种现象？一个原因是在学术上患了“自闭症”，不注意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与此相关，另一个原因是，不恰当地照搬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最初是一种基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经验和立场的理论，其中社会性别理论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性，以及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系统差异。这是很大的理论突破，它的贡献应充分肯定。但在他们的理论中，社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淡化了。至上世纪9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出现了自我反思，其中心是超越白人中产阶级的阶级局限，开始转向对女性研究更广阔丰富的社会内涵的解读。进而言之，在西方已经受到理性批判的理论，在我们这里却还在发挥着影响。这种情况的确需要反思了。

“弱嵌入性”和作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是什么关系呢？诚如吴小英所说，“女性主义方法论应该是一种研究的视角”，用它直接处理经验材料是力有不逮的。我主张把“弱嵌入性”作为女性主义方法论之下的“中层理论”。“中层理论”是默顿提出的概念，它是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和具体的经验性描述两者之间的一种理论，主要用于指导经验研究。“弱嵌入性”是处理经验材料的方法，强调的是人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用它作为女性研究的“中层理论”，在处理经验女性研究的材料时，可以提高我们解读女性世界视域和深度的质量，有利于破除女性研究“去社会性”的弊端。“弱嵌入性”丰富了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内涵。

总之，女性主义的方法需要丰富和完善，需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把女性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进行研究，把原本属于女性生存的社会内容还给女性。可以说，“女性生活的社会内容太丰富了，所以不能就女性谈女性。”我们的女性研究千万不能患上学术上的“自闭症”。不妨把“弱嵌入性”作为一种中层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把眼光转向广阔的社会，去揭示女性生活丰富的社会内涵。

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
――兼谈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杨善华

如果从80年代初女性研究的肇端开始算起，中国的女性研究迄今已有将近25年的历史。这20多年的研究虽然在一些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大多数学者首先是从自身遭际出发去从事女性研究，这就使她们的研究会对自身所属的女性知识精英群体所感受到的问题投入更多的关注。而事实上，由于社会以及人们的社会存在、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我们不能不将性别因素与种族、阶级等因素交叉起来考虑。简言之，女性除了性别标识之外，还有社会标识，她们中的每个人其实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阶层中，这也会导致她们的性别意识的差异。

因此，女性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全方位的（即应该包含社会各阶层的妇女），但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占女性人口多数的非精英群体即普通妇女群体，这样的妇女既非政治精英，也非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但却是城乡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从事女性研究的知识女性是妇女解放的“先知先觉”者，或者说是女性个人自主性的有力倡导者，那么普通妇女也并非是“后知后觉”，因为她们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清晰和理性的认知，知道如何在观念和行动方面达到和社会环境的协调以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空间；知道如何将自己个人的利益融入家庭（家族）或集体的利益以在“家本位”或“集体本位”的体制下获得“自主性”；在她们的意识和行动中同样有着中国妇女几千年所积累的生存智慧的显现。因此，她们的生存状态才首先是女性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实际”。很明显，只有认识和理解她们，女性研究才能真正扎根于中国本土社会，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社会关怀，才能获得长久的文化意义上的生命。

当我们在对女性作全景式检视的背景下将关注的目光针对这样的群体，关注她们的生存状态，关注她们的意愿、利益和要求，努力去理解她们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意义以及她们话语和行动的意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对普通妇女的研究回到了方法论的起点：思想和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也就是说，首先要弄清客观实际“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要回到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一个方法论的重要立场：必须注意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区分。如果从定性研究的立场来看，那么只有在参与式的经验研究中我们才能实现这样的区分，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客观的”，才能帮助我们发现“事实”。

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普通妇女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意义，理解她们话语和行动的意义并在这两者相联的基础上给出一个符合实际的解释，就与思想符合客观实际“同义”。当然，这里的前提是按普通妇女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去理解，而不是按我们研究者的立场和视角去理解。这样的理解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设身处地式的“换位思考”，是“投入式”的理解和与当事人“同感”的解释。当年马克斯・韦伯在提出自己的“理解社会学”的时候，他只是认为人的行动之所以可以被理解是因为行动者所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如果站在现象学社会学的立场上来看这一问题，普通妇女与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其实是“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意义”的世界，探寻这样的意义并加以中肯准确的解释正是现象学社会学的任务。因此，理解普通妇女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这构成了观察的前提）及她们的话语（它的书面形式即为文本）同样是必需的。

等到我们真正进入普通妇女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她们生活的平凡，这种平凡如同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一般定义：重复，单调；没有英雄史诗般的传奇，也没有置身政治和生活旋涡之中的紧张和激动。但是，这正是普通妇女生命历程的特点，是她们的共性。而且，只要揭开这样的表象，我们就会发现她们的生活仍然充满了意义。这样的意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她们自我或者人格的型塑与再型塑是在她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探寻这种意义的时候首先要从了解妇女的“生平情境”开始的原因），因此，她们对自我的定位不可能不受这种环境的制约。这样，当她们认识自己的时候，首先把自己看作是归属于某个群体的女性，而且出于社会竞争的考虑，在可能的时候也希望自己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社会地位相对更高的群体中的成员，这自然会使她们的人生目标与一定的社会价值相联系。其次，她们与他人及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是一种符号的互动，这样的符号必然承载着意义。同时，在她们能动地适应或者改变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时，她们也赋予了社会环境一定的意义。因此，对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妇女来说，她和他人交往时的行动和言语都有着很强的主观意图，而按韦伯的说法，这样的主观意图就是主观意义，是可以被理解的。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普通妇女也是社会中的人，她们的生命历程其实是与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轨迹交合的，因此，只要我们将她们的个人生命历程放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她们个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比如遭受压迫、参加革命、结婚、就业等）完全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从而使这样的理解获得一种宏观意义上的普遍性，也使得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给出的解释可以获得社会学层面的社会意义。而这样的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避免了现象社会学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解那种“去历史化”的缺陷。

这样，从“意义的解释”这一方面去理解普通妇女，理解她们的观念和行动，理解她们的“生活世界”，就给了我们在“不失真”前提下对此作出理论概括的可能。显然，这样的理论概括必然来自“纷繁复杂的经验事实”，也必然是位于“中层理论”这一层次的，因而也是能够包容和体现现实世界中普通妇女生活的生动和丰富的。显然，这将为女性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并有助于拓展女性研究的理论内涵，提升女性研究的理论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