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7月，至1920年底，这一阶段被称作“蝴蝶鸳鸯派时期”，1921年1月出“改革号”，由新文化派接管，这是《小说月报》最简略的刊史，关于它的详细情况可参读茅盾《我的回忆
《小说月报》出到第二十二卷十二月号，也就是1931年的最后一期，一切迹象好像都很正常，封面装帧这一年都是现在这个样式，并且在封里页预告了1932年“新年特大号”（第二十三卷第一期）的“要目”，甚至还预告了第二十三卷第三号是“歌德百年纪念号”。“要目预告”中有俞平伯《诗的神秘》、茅盾《逃墨馆主》的长篇《夕阳》、老舍的长篇《大明湖》、巴金的长篇《新生》、施蛰存的《残秋的下弦月》、张天翼的《蜜蜂》、穆时英的《夜》等等。
很有点意思，自存的22卷12月号《小说月报》封面上还有一行不易察看到的钢笔字“峻岑买于东安市场双义书店二十一年元旦之夜”。东安市场内曾经有过多少令爱书者驻足流连的旧书铺，马王堆几千年后还可以挖掘出来，曾经有过的旧书肆却连根铲除了。
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改变了许多刊物的命运，已经印刷完毕只待上市的《小说月报》“新年特大号”也随着商务印书馆一起毁灭于日寇的炮火之中。有着二十年光荣刊史，总出258期的《小说月报》遭遇“突然死亡”，第二十二卷十二月号，便成为了《小说月报》的终刊号休止符，由此突发事件而成为了一件具有特殊版本意义的杂志。我始终存有一个疑问，按照第22卷第12期版权页上的“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日初版”来推断，至晚到二十号左右刊物就该发行上市了，为什么“新年特大号”迟至一月二十八日之前还没有在市面出现呢？那位“峻岑”者能够在北平的月初即买到远在上海出版的上个月的杂志，上海本地的读者理应提早十来天即可买到本月的杂志，究竟是哪一道程序上的延误造成了“一・二八”之前见不到一月号的《小说月报》，历史细节需要尽早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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