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某些学者毫无保留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为“人文精神”古已有之的说法，甚至于将儒家“民本”思想附会为近代民主思潮的先驱的论调，我是深表怀疑，不敢轻易苟同的。因为这种认识与历史的真相不符。一百年前的梁启超就认为，儒家的民本观，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根本不能与近代民主思潮相提并论。他说：“然
说到底，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传统社会机制上，它所要维护的是当时的统治秩序。这一点在先秦诸子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不论是儒家、法家也好，还是道家、墨家也罢，都依附在专制集权统治这张坚韧的“皮”上。这一性质决定了它们都一致强调现存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把治国管理的终极目标设定为维护纲常名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专制集权统治功能这一点上，而“愚民政治”正是这一政治理念的最生动最具体的注脚。
检阅先秦诸子的著述，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鼓吹“愚民”，让广大民众成为一群浑浑噩噩的愚民，乃是当时各家各派的共识。儒家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既然民众是“下愚”，且无法改变，那就只好采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则了。道家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即主张千方百计让广大民众变成一群只知道吃饭睡觉、不会思考动脑的混沌人，也就是将人的社会性消除到最低程度，只保留人的生物性，“无擢其聪明”，“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还美其名曰，这是使广大民众“安性命之情”的正确途径。法家是极端的专制集权鼓吹者，提倡与推行“愚民政治”当然是比任何人都来得更起劲。他们所汲汲追求的“理想国”，是彻底的“愚民弱民”，造就完全的文化沙漠、思想真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其他像兵家也主张将广大士卒当成没有头脑、任凭驱使的“群羊”，“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这说明，“愚民政治”是先秦诸子的共同立场，稍有区别的是，法家是赤膊上阵，公开兜售；儒家比较含蓄一些，不愠不火，留有余地。但各家在此问题上可谓“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并无本质的差异。
先秦诸子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主张实行“愚民政治”？说白了，就是担忧民智大开导致思想多元，异端蜂起，对专制统治构成威胁，动摇“国本”。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能由君主一人思想，由君主一人来定是非曲直，而绝对不允许有思想上的多元，所谓“两则争，杂则相伤”，“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除君主外，其他任何人都只能做君主专制机器上的零部件，而绝不容许有半点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因此，最高明的统治，是既不能诱发民众的物质欲望，也不能使其有知识，更不能让其关心国家大政方针的。一句话，就是要消除民众的智与欲，使之陷入无为之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当然，作为当时最活跃的读书人，诸子百家的人物都知道，思想观念是人心深处的东西，最难了解和控制，然而它又是最具生命力的，势必通过各种途径顽强地表现出来。禁止人们的言行相对比较容易，禁锢人们的思想意识就困难得多。所以，要使国家按自己的意志得到治理，使君主专制独裁体制永远牢固，在政治上就必须从禁锢人们的思想做起：“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老子有一段十分经典的言论概括了这种“愚民之术”的主要内涵及其目的：“虑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若果如此，使普通民众“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管束起来就得心应手了。先秦诸子鼓吹“愚民政治”的深层意图与本质属性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先秦诸子亟切推行“愚民政治”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民众要开阔视野，活跃思想，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法则，不是谁想“愚”就能“愚”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后世之人变得越来越聪明。“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任何思想家所设计的政治运作模式，都必须合乎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否则，终将被历史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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